大同历三十四年（1656年）四月二十五日，天津卫第一公民医院。
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特有的气味，混合着窗外迟开的丁香若有若无的芬芳。
朱慈良提着一网兜新上市的苹果和梨，穿过略显嘈杂的走廊，来到三楼的一间单人病房外。
还未推门，便听到里面传来一个中气十足、带着几分难以掩饰的幸灾乐祸的声音：“老张啊，听我一句劝，这股票的事儿，你就得学我！只要你不去想它，眼不见心不烦，心绪自然就平复了。心绪一平，气血通畅，这身体啊，自然就好得快！”
朱慈良听得眉头微挑，这分明是他大伯朱由崧的声音。他轻轻推开房门，只见大伯朱由崧半靠在床头，精神矍铄，正对着隔壁床的人侃侃而谈。而隔壁床上躺着的，竟是脸色灰败、眼神黯淡的张耀阳。
“张叔？您怎么……”朱慈良有些惊讶，放下水果，“您也身体不适？”
朱由崧一见侄子来了，更是来了精神，努力压下嘴角上扬的弧度，用一种混合着同情与“你也有今天”的语气说道：“慈良来了啊。
唉，你张叔这次可是遭受了无妄之灾，他重金持股了那个殷洲商社！谁能想到，那么大的商社，说破产清盘就破产清盘了！
三千多块啊，几乎全成了废纸！你张叔一时气急攻心，当时就晕过去了！幸好我当时就在他旁边，赶紧叫了车送到医院，这才缓过这口气。”
朱由崧与张耀阳算是老朋友，但朱由崧内心深处，一直对张耀阳带着一股难以言说的妒意。
张耀阳不过是个身无分文的穷小子，愣是凭着股不要命的劲头，跟着早期淘金船跑去了新大陆。多少人埋骨异乡，他却走了狗屎运，真在河床里捡到一块几十斤重的狗头金，一夜暴富。
这运气好也就罢了，回到国内后，炒股票也不像自己这般钻研年报、分析市盈率，就傻大胆地投入几个权重股，每年光分红就比自己辛辛苦苦研究一年赚的还多。再加上早年低价置办的几处房产，这些年价格翻了三、四倍不止。
他朱由崧自诩精明，忙前忙后，算计来算计去，没落下多少实实在在的家当。
可张耀阳呢？几次风口都歪打正着被他碰上，轻轻松松就过上了富家翁的生活。运气好到这种地步，想让人不妒忌都难。
这次殷洲商社爆雷，张耀阳终于倒霉了一次，朱由崧虽然自己也因股灾损失不小，但不知为何，看到老友比自己更倒霉，他心头那股郁结之气反而散了不少，头也不晕了，腿也有力了，甚至能精神抖擞地忙前忙后“照顾”这位老朋友了。
“来，老张，别想那些烦心事了，吃个苹果，平平安安。”朱由崧热情地拿起一个朱慈良刚放下的苹果，熟练地削起皮来，递给张耀阳。
张耀阳没好气地翻了个白眼，干脆把身子转向另一边，面朝墙壁，只留给朱由崧一个写满“郁闷”的背影。
朱慈良看着这一幕，心下了然，也有些无奈，开口道：“张叔，您先别太着急上火了。我听到消息，元首府已经派人专门来处理殷洲商社的后续事宜了。您手中的股票，或许会贬值一些，但应该不至于完全变成废纸，总会有些补偿或者重组方案的。”
张耀阳猛地转回头，眼中燃起一丝希望：“慈良，此话当真？你可别哄你张叔开心！”
“张叔，这种关乎无数股民身家性命的大事，我怎敢胡说？消息是从衙门里传出来的，应当不假。”朱慈良肯定地点点头。
“好！好！好！”张耀阳连说三个好字，脸上终于有了一丝血色，这才伸手接过了朱由崧递过来的苹果。
朱由崧见状立刻追问道：“慈良，那你大伯我投进去的那些钱，是不是也有救了？”
他虽幸灾乐祸于张耀阳的损失，但自己的真金白银套在里面，岂能不心疼？
时间过去一个多月，局势早已明朗。这早已不是局限于金融领域的风暴，而是一场席卷了整个实体行业的经济危机。
这个词还是《大同报》在半月前首次在头版头条刊出来，并用了整整一个版面向民众解释何为“经济危机”
即产业发展速度过快，商品生产远超民众购买力增长，导致“产能过剩”，最终必然引爆危机。
文章还特意以纺织业为例，详细列举了历年产出与销售数据，指出行业产能过剩高达百分之三十，这正是纺织业沦为重灾区的根源。
《大同报》这番深入浅出的解读，使得“经济危机”、“产能过剩”、“结构调整”、“扩大内需”等原本只在少数精英圈子里流传的经济学术语，迅速在民朝的市民阶层中普及开来，成为街谈巷议的热点。
朱慈良叹了口气：“具体如何操作，我也不甚清楚。只听说元首府牵头成立了一个‘破产管理委员会’，专门负责评估和重组这些破产的大型商社，尽可能保全资产，减少损失。大伯，张叔，你们还得耐心等待后续的具体章程。”
朱由崧闻言，倒是颇为乐观，或者说是一种习惯性的对朝廷的信任：“那就好，那就好！我相信朝廷，相信元首！咱们民朝毕竟不是前明，朝廷心里是装着咱们老百姓的，从不会让守法公民吃太大的亏。”
朱慈良听得心里暗自翻了个白眼，大伯你感激民朝也就算了，有必要踩大明一脚吗？
“大伯，张叔，我这次来，也是跟你们告个别。我可能要出国一段时间，没法常来看你们了。”
“出国？”朱由崧和张耀阳都愣了一下。
“嗯，”朱慈良点点头，“我打算跟着一批被遣返的朝鲜女工，去朝鲜那边实地看看，做一篇采访报告。”
这个念头源自那纺织东家绝望的哀嚎——“那些真正苛待女工的朝鲜本地工头在那边活得好好的，反而我们这些本土商人，用了她们就要被流放！”
这句话像根刺一样扎在朱慈良心里。他隐隐觉得，如果政策处置不当，一味严惩本土稍有牵连的作坊，而放任境外的源头不管，岂不是变相地将本就生存艰难的本土纺织作坊，驱赶到监管更宽松、成本更低的朝鲜、日本等地？
若真如此，本土的工匠们又该去哪里谋生？他决定亲自去朝鲜看看。
“去朝鲜！”朱由崧摆摆手，不以为意，“那地方，穷是穷了点，不过好歹是咱们最顺从的藩属国，规矩和国内差不多，没什么大不了的。早去早回，你大伯我身体没啥事了，过些天也准备回京城休养了。”
朱慈良没有多解释，只是又嘱咐了堂弟两句，便起身告辞。
走出第一公民医院的大门，午后的阳光有些刺眼，但空气中却少了往日的喧嚣与活力。朱慈良这次没有招呼随处可见的三轮车，而是决定独自沿着熟悉的街道走一走。
眼前的天津卫，与他记忆中那个机器轰鸣、人声鼎沸的工业重镇判若两人。
街道两旁的店铺，虽大多还开着门，却门可罗雀，掌柜的或伙计无精打采地靠在门框上，望着空荡荡的街面发呆。
原本熙熙攘攘的人流不见了，偶尔有几个行人，也是步履匆匆，面色凝重，仿佛身后有催债的跟着。连昔日响彻街道、象征着效率与忙碌的自行车铃铛声，也稀疏得如同旷野中的鸟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