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3日。
雅典时间晚上八点整，希腊国家电视台ERT的直播信号准时切进千家万户。
ERT的总部位于雅典北郊，一栋灰白色的六层建筑，外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流行的粗野主义风格，不加修饰的混凝土表面被地中海的雨水冲刷出深深浅浅的灰色沟痕。
此刻，主控室的六块监视屏同时亮着。导播是个戴眼镜的中年女人，已经在ERT工作了二十一年。她把所有摄像机位固定好，然后摘下耳机，双手交叠放在控制台上。她不需要再做什么了。接下来发生的事，不在她的控制范围内。
总理府的新闻发布厅不大，大约八十平方米，挤进了五十多名记者。摄像机架在最后排，镜头从人群头顶越过去，对准讲台。
蓝色背景板是临时挂上去的，布料，右下角印着希腊国徽和总理府的标志。布料没绷紧，边缘有几道褶皱，在灯光下泛着不均匀的反光。
乔治·帕潘德里欧站在讲台后。他五十九岁，出身于希腊最显赫的政治世家......祖父老乔治·帕潘德里欧是三任总理，父亲安德烈亚斯是两任总理。他在美国长大，在哈佛读本科，在伦敦政经读硕士，说英语时带着轻微的美国口音。2009年当选总理时，他的竞选口号是“改变”。两年后的今天，他站在一块蓝色背景板前，准备宣布一个将彻底改变希腊命运的决定。
他的西装是深灰色的，面料看起来是羊毛精纺，但在演播室两千瓦的灯光下，能看出肩部和袖管处的褶皱。
一个五十九岁的总理，在宣布国家命运之前，没有叫助理进来帮他整理仪容。
他的头发花白，两鬓全白，头顶还有少量灰色。头发向后梳，打了发胶，但几缕碎发从额角脱出来。
“希腊人民。”
他的声音透过麦克风传出来。
“过去两年，我们经历了这个国家现代史上最艰难的时期。”
电视机前，索菲亚·卡瓦拉站在公寓的小厨房里。雅典的公寓大多是六层以下的混凝土建筑，她住的是五楼，一室一厅，月租三百二十欧元。厨房很小，大约四平方米，橱柜是八十年代的老款式，浅黄色防火板贴面，边缘脱胶卷起。她没有开灯，只有电视屏幕的蓝光透过厨房门照进来，在她脸上映出冷色的光影。
“我们接受了前所未有的紧缩措施。”帕潘德里欧继续。他的希腊语带着一种受过海外教育的雅典上层口音.....
“养老金被削减，税收被提高，公共服务被压缩。工资被冻结，工作岗位消失，年轻人的未来被抵押。这一切，都是为了留在欧元区，为了获得国际救助。”
他停顿。不是念稿时的自然停顿，是一种更深的、像是在鼓起勇气的停顿。胸腔扩张，气流从鼻腔吸入，稿纸在他手里又颤动了一下。
“但今天，我要问一个问题。”
他抬起头，目光从稿纸上移开，直接看向摄像机镜头。这个动作让导播在控制室里本能地按下了“推近”的按钮。镜头缓缓拉近，帕潘德里欧的脸从半身景变成了特写。额头的皱纹，眼下的紫色，领带歪掉的那一指宽，全部清晰地呈现在希腊每一个家庭的屏幕上。
“这些牺牲，值吗？”
索菲亚的手指收紧。陶瓷杯壁很薄，边缘硌着掌心靠近虎口的位置。她能感觉到茶杯上残余的那点温度正在被她掌心的皮肤吸收。
“因此，我宣布......”帕潘德里欧的声音提高了一点，不是音量，是密度。每个音节之间的间隔缩短了，像被压缩的弹簧。“希腊政府将把欧盟最新救助方案，提交全民公投。”
全民公投。希腊语是“δημοψήφισμα”，字面意思是“人民的投票”。这个词在希腊历史上有特殊的重量。1974年，军政府倒台后的第一次全民公投，废除了君主制，确立了共和制。那是希腊现代史上唯一一次真正改变国家命运的全民公投。今天是第二次。
“由希腊人民自己决定。”
“是否接受这份协议。”
他说完最后一句，嘴唇闭上。麦克风收进了他闭唇时轻微的、湿润的声音。然后他保持看向镜头的姿势，没有低头，没有转身。
直播信号在他闭唇后的第三秒被切断。不是淡出，是硬切......画面突然从帕潘德里欧的特写跳回ERT演播室。
主持人的脸出现在屏幕上，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灰白头发，穿着浅蓝色衬衫，领口敞开。他张了张嘴，喉结上下滚动了一次，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整个希腊安静了一瞬。一千一百万人，从雅典的公寓到塞萨洛尼基的咖啡馆，从克里特岛的橄榄园到爱琴海上的渔船......所有人同时沉默。不是那种“没人说话”的沉默，是一种更深的东西：大脑在接收一个过于巨大的信息时，边缘系统和前额叶之间的神经通路暂时过载，语言功能被抑制。一瞬。大约零点五到一秒。
然后，世界炸了。
索菲亚手里的茶杯掉在地上。陶瓷碎裂的声音在安静的公寓里格外刺耳。茶水溅在她的拖鞋上，深棕色的液体浸透棉布，她没有低头看。她盯着电视屏幕上那个说不出话的主持人，盯着他张开的嘴和空白的眼神。
她转身冲出厨房，抓起沙发上的外套和钥匙。门在身后砰地关上，走廊里的声控灯亮起，昏黄。她跑下楼梯，脚步声在混凝土楼道里回荡，五层，四层，三层，二层，一层。推开公寓楼的铁门，十一月的雅典夜风迎面扑来，冷，带着从爱琴海吹来的咸腥味。
街上已经有人了。
不是从某一栋楼里走出来，是同时从所有楼里走出来。人们站在街边，拿着手机，互相看着。有人还穿着拖鞋，有人裹着毯子。一个中年男人站在路灯下，手机贴在耳边，嘴唇在动但没有声音。一个老太太坐在门廊的台阶上，双手放在膝盖上，抬头看着天空，像是在找什么。
索菲亚开始跑。她穿过三条街，经过关闭的面包店和熄灯的杂货铺，经过墙上的涂鸦......“紧缩杀人”、“欧元=奴役”、“我们不是债务奴隶”。这些涂鸦她看了两年，今晚它们看起来不一样了。不是口号，是预言。
宪法广场。上千人已经聚集在那里。没有组织者，没有Facebook活动页面，没有推特标签。人们只是来了。从地铁站涌出来，从周围的街道走过来，从出租车里钻出来。广场中央的喷泉在夜色中泛着白色的水光，水声在人群的低语中隐约可闻。
有人开始鼓掌。掌声很零落，东一处西一处，像下雨前稀疏的雨点。然后连成一片。掌声从广场中央扩散到边缘，从边缘扩散到周围的街道。几千只手在同时拍击，声音在大理石墙面之间反射、叠加、混响，变成一种持续的、海浪般的轰鸣。
有人拥抱身边的人，不管认不认识。一个穿深蓝色制服的邮递员和一个穿西装的中年男人抱在一起，邮递员的工作帽被碰掉了，他没有捡。一个老妇人和一个染着粉色头发的年轻女孩抱在一起，老妇人的手在女孩背上拍着，节奏和掌声一样。有人对着天空大喊，声音嘶哑，喊的是什么听不清，但那种从胸腔深处挤压出来的、爆破式的声音本身，比任何词汇都清晰。
索菲亚穿过人群，爬上喷泉边的石台。石台是大理石的，被几十年的水流冲刷得光滑，上面长着薄薄一层青苔。她的帆布鞋踩上去有点滑。当她站定时，人群安静下来。不是突然安静，是从中心向外扩散的安静，像涟漪，从喷泉一圈一圈荡出去。
所有人都看着她。几千双眼睛，在广场路灯的暖黄色光线下，像一片沉默的星群。
她深吸一口气。十一月的夜风很凉，从鼻腔吸入，经过气管，灌进肺里。肺泡里的温度感受器被激活，向大脑发送信号：冷。清醒。
“刚才，总理宣布了公投。”
她的声音在广场上回荡。没有麦克风，但广场的大理石墙面是天然的扩音器......声波撞击墙面，反射，和新的声波叠加，形成一种带着轻微混响的音色。
“他说，由希腊人民自己决定。”
人群中爆发出欢呼。声浪从几千个喉咙里同时涌出，冲击着她站在石台上的身体。她能感觉到声波撞击胸口的物理压力......低频声波的能量传递。她的T恤布料在微微震动。
她抬手，示意安静。欢呼声逐渐低落，像潮水退去。
“但我想问。”
她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晰。多年在抗议集会上说话训练出来的技巧......不是靠吼，是靠气息支撑。用膈肌控制呼出的气流，让声带在最小压力下持续振动。这样声音不大，但传得远，而且不伤嗓子。
“我们真的有选择吗？”
欢呼声彻底消失了。广场安静得能听见喷泉的水声。哗哗的，稳定的，和过去三十年每一个夜晚一样。
“选择一。”索菲亚举起一根手指。指甲剪得很短，没有涂指甲油，指腹有握笔磨出的薄茧。“接受救助方案。意味着再忍受五年、十年甚至更久的紧缩。养老金继续削减......下一次是砍第几次了？第三次？第四次？我数不清了。税收继续提高......增值税从19%涨到21%，再涨到23%。失业率继续飙升......现在已经是18%，明年会是20%，后年呢？我们的孩子会去德国、去英国打工，在柏林的地下室里分租一个床位，在伦敦的咖啡馆里端盘子。我们的老人会死于缺药......胰岛素配额每周都在缩减，心脏病药物时有时无，抗抑郁药根本开不到。我们的中产会消失......那个存了一辈子钱、供孩子上了大学、每年夏天去乡下度假的中产，会变成领救济粮的队伍里的一分子。”
她停顿。手指放下。
“选择二。”举起第二根手指。“拒绝方案。意味着违约，退出欧元区，印自己的货币......德拉克马。还记得德拉克马吗？2001年我们把它换成了欧元，那时候一欧元等于三百四十德拉克马。如果我们回去，汇率会是多少？一千？两千？没有人知道。通货膨胀会吞噬所有储蓄......你银行账户里的欧元会被强制转换成德拉克马，然后每天贬值。进口商品价格飞涨......希腊不产石油，不产天然气，不产汽车，不产药品。所有这些东西，价格会翻倍、翻三倍、翻五倍。银行体系可能崩溃......资本管制，取款限额，你的钱被锁在柜台后面，每天只能取五十欧元。”
她放下手。双手垂在身侧。夜风灌进她的T恤领口，布料鼓起来，贴着皮肤的那一面是凉的。
“这不是胜利。”
她的声音里有一种沉重的平静。不是压抑情绪的平静，是情绪已经被完全消化、只剩下事实本身的平静。像一个人在陈述一块石头有多重。
“这是绝望的赌博。我们把命运押在一张选票上，指望它能改变什么。但无论选哪个，受苦的都是我们。选择一，受苦的是我们。选择二，受苦的也是我们。唯一的区别是：选择一的苦，是慢性的、拖延的、被稀释在五年十年里的。选择二的苦，是急性的、猛烈的、集中在几个月里的。两种苦，同一种病。”
人群中有人开始哭泣。低低的啜泣声，像夜风中的呜咽。声音从广场的不同角落传来，这里一声，那里一声，交织成一片低沉的、湿润的背景音。
索菲亚从石台上跳下来。鞋底落在大理石地面上，发出轻微的摩擦声。她走进人群，人群自动分开。一个老太太抓住她的手。老太太的手很凉，皮肤薄得像糯米纸，能感觉到下面指骨的形状和关节的结节。手背上的静脉是凸起的，深蓝色，像干涸河床的支流。
“姑娘。”老太太的声音发颤。声带随着年龄变薄，音高会升高，但稳定性会下降......每一个音节都在轻微地抖动。“我们该怎么办？”
索菲亚反握住那只手。她的手掌比老太太的暖不了多少。她握得很紧，紧到能感觉到老太太的脉搏......桡动脉在腕部靠近拇指根的位置，大约每分钟八十次，略快，符合老年人受惊后的心率。
“活下去。”
她说。声音很轻，只有老太太能听见。
“无论结果如何，活下去。”
她松开手。老太太的手在空中悬了一瞬，然后缓缓放下。
索菲亚继续往前走。人群自动分开一条路。无数双眼睛看着她......深棕色的虹膜，浅棕色的，老年人的虹膜边缘有一圈灰白色的老年环。眼神里有迷茫，那种不知道该往哪看的迷茫。有期盼，那种希望有人能告诉她们答案的期盼。有绝望，那种已经知道没有答案的绝望。她穿过这些目光，脚步稳定，帆布鞋踩在大理石上，鞋底和石头之间的细沙发出细微的碾磨声。
走到广场边缘，她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一眼。上千人还站在那里。没有人离开。在十一月的夜风里，喷泉的水声，路灯的暖黄色光，大理石地面上的影子被拉得很长。人群像一片沉默的森林。没有口号，没有标语，没有挥舞的旗帜。只是站着。
她转身，走进地铁站入口。楼梯向下延伸，日光灯管的冷白色光照亮了台阶。她的影子从身后移到身前，随着每一步下楼梯而缩短，再缩短，然后消失在她的脚下。
地铁站里空荡荡的。最后一班车还有十二分钟。她走到站台边缘，在长椅上坐下。金属椅面冰凉，透过牛仔裤传递到皮肤。她掏出手机，屏幕亮起。二十三条未读消息。她没有点开。她打开相机，翻到今天下午在药店拍的照片......空荡荡的胰岛素货架，标签上写着“缺货，到货日期未知”。看了三秒，关掉手机。屏幕暗下去，映出她自己的脸。二十五岁。眼角的细纹在荧光灯下显出来。不是衰老，是这两年的痕迹。
她闭上眼睛，等待地铁进站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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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陆，GPFG总部，凌晨一点紧急电话会议。
挪威全球政府养老基金，全球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管理资产超过五千七百亿美元。这笔钱的来源是挪威的石油收入......北海的钻井平台，从海底几千米的岩层里抽出来的原油和天然气，通过管道输送到岸上，炼成汽油、柴油、塑料、化肥，卖给全世界。挪威只有五百万人，但石油收入足够让这个国家成为全球最富裕的地方之一。
政府决定：这笔钱不能全部花掉，要存起来，投资全球市场，为将来的挪威人准备。1990年成立GPFG。二十一年后，它持有全球九千多家公司的股票，包括苹果、微软、雀巢、丰田，也包括希腊国债。
莉娜·索尔伯格坐在书房里。书房在奥斯陆西郊的一栋木结构别墅里，窗外是松树林。挪威的十一月，夜晚从下午四点就开始了。此刻是凌晨一点，天当然还是黑的。松树的剪影在窗外，被室内灯光投射到玻璃上，和她自己的影子重叠在一起。
她穿着睡袍，深蓝色，纯棉法兰绒，袖口有白色镶边。
她五十一岁，头发是挪威人常见的那种介于金色和灰色之间的颜色，松散地披在肩上。没有化妆，眼角和额头的皱纹在书房的暖黄色灯光下清晰可见。
她在GPFG工作了十九年，从分析师做到首席投资官，挪威媒体叫她“石油基金的女王”。她不喜欢这个称呼。她对媒体说过：“我不是女王。我只是一个管账的。”
面前的笔记本电脑屏幕上开着四个视频窗口。Zoom的企业版，端到端加密。三位伦理顾问......前联合国副秘书长、奥斯陆大学神学教授、挪威环保组织创始人......以及投资组合管理总监。伦理委员会是GPFG独有的机构，十五名成员，负责确保基金的投资符合挪威议会制定的道德准则。
不投资生产核武器的公司，不投资严重污染环境的公司，不投资系统性侵犯人权的公司。2004年，伦理委员会建议从沃尔玛撤资，理由是侵犯劳工权利。GPFG照做了。沃尔玛的CEO打电话来抗议，莉娜接了电话，听了四十分钟，最后说：“这是挪威人民的钱。他们决定不投给你。我很抱歉。”挂断。
“希腊公投的消息已经确认。”
投资组合管理总监的声音从笔记本电脑扬声器里传出来。他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名字叫埃里克，戴眼镜，说话时喜欢用手指敲桌面。背景里有键盘声......他还在办公室里，尽管是凌晨一点。
“我们持有的希腊国债面值四十二亿欧元。购入时间：2005年至2010年。平均成本约面值的91%。按今天收盘价计算，市值已蒸发35%。如果公投真的举行，希腊违约概率超过80%......这是内部风险模型的最新输出。”
他调出数据。屏幕上弹出一张表格，列着不同情景下的损失预估：有序违约，损失约60%；无序违约，损失约75%；退出欧元区并重新发行货币，损失可能超过85%。
前联合国副秘书长第一个开口。他是一个七十多岁的挪威人，头发全白，在联合国工作了三十年，退休后加入GPFG伦理委员会。他的声音沙哑，像是刚被叫醒，但思维清晰。
“莉娜，我们必须立刻撤出。这不是投资问题，这是道德责任。我们不能把挪威人民的养老金，押在一个即将违约的国家身上。”
他顿了顿。视频画面里，他端起茶杯，手很稳。七十多岁的人，凌晨一点被叫醒，手不抖。
“我在联合国见过类似的情况。1990年代末的印尼，2001年的阿根廷。当政治体系崩溃时，资本外逃的速度是按小时计算的。晚一小时，可能就多损失几个百分点。四十二亿欧元的几个百分点......那是挪威学校一年的预算。”
奥斯陆大学神学教授点头。他六十出头，戴金丝边眼镜，穿一件深棕色高领毛衣。他是新约学者，写过三本关于保罗书信的专著。他在伦理委员会里负责“道德视角”......不是宗教教条，是更宽泛的、关于人类行为正当性的思考。
“《箴言》二十二章三节。”他的声音低沉，带着挪威语的抑扬顿挫。“‘通达人见祸藏躲，愚蒙人前往受害。’”
他没有多加解释。在座的都知道他的意思。
挪威环保组织创始人第三个发言。她五十岁，短发，穿一件绿色羊毛开衫。她的组织在1990年代成功推动挪威议会立法保护了北部的大片原始森林。她在伦理委员会负责环境和人权视角。
“而且希腊如果退出欧元区，环境和社会监管肯定会放松。那些被我们ESG指南排除的污染企业，可能会被新上台的紧急政府重新批准开工。我们的撤资不仅是为了保护资本，也是向希腊政府传递一个信号：如果你们放弃国际承诺，你们将失去国际资本。”
莉娜静静听着。她面前的桌上放着一杯热茶......伯爵茶，加了一点点蜂蜜。茶杯是白色的，厚瓷，奥斯陆一家陶艺工作室的手工制品。杯壁很烫，隔着瓷层还能感觉到热度。她双手捧着杯子，没有喝。茶水的水蒸气从杯口升起，在书房的冷空气中凝成细小的白雾。
等所有人都说完，她才放下茶杯。瓷器接触木桌，发出轻微的叩击声。她双手交叠放在桌上，手指自然伸直，没有交叉，没有握拳。只是一个稳定的、对称的姿势。
“决议如下。”
她的声音清晰。哪怕在凌晨一点，哪怕穿着睡袍，哪怕头发松散。那种清晰不是音量造成的......她的音量其实不大，比正常说话还轻一点。是吐字。每一个辅音都咬准，每一个元音都发满。挪威语的音调是有声调的，她掌握得无可挑剔。
“立即减持希腊资产至零。所有希腊国债、公司债、希腊银行股票头寸，明天开盘后第一时间平仓。”
投资总监愣了一拍。“全部？四十二亿欧元的头寸，一天内平仓会冲击市场......”
“那就分批。”莉娜打断他。不是不礼貌，是节省时间。她说话时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一下，指腹落在木头上，发出很轻很闷的声响。“但必须在本周内完成。最晚下周一收盘前，GPFG的账面上不应该有任何希腊主权或准主权敞口。损失已经造成，现在要做的是止损。每多持有一天，就是对挪威纳税人多一天的辜负。”
投资总监在视频里点了点头，开始敲键盘。屏幕上能看到他的手指在快速移动。
莉娜顿了顿。她重新拿起茶杯，但没有喝，只是捧着。杯壁的热度从掌心传进去，沿着血管，到达前臂，到达上臂。暖。
她看向三位伦理顾问的视频窗口。
“另外。”
三位顾问同时抬起头。在视频会议的画面里，三个人的脸从不同角度转向摄像头。
“启动GPFG人道主义基金专项拨款。额度：五亿欧元。用途：希腊的医疗援助、食品援助、养老金补充。拨款对象：联合国难民署希腊办事处、无国界医生希腊项目、希腊本地经过审核的慈善组织网络。”
书房安静了一瞬。这一瞬很短，零点几秒。但足够让视频会议压缩算法把每个人的静止画面传输到另外三台电脑上。
前联合国副秘书长的眼睛亮了一下。不是那种“惊讶”的亮......他在联合国见过太多戏剧性的时刻，早就不惊讶了。是那种“确认”的亮。确认他服务了十九年的这家机构，还值得他凌晨一点被叫醒。
“莉娜，这……”
“这不是投资。”莉娜说。她的声音还是那样，清晰，稳定，不轻不重。“这是赔偿。”
她放下茶杯。双手重新交叠放在桌上。
“GPFG在希腊危机中没有直接获利......我们的希腊国债头寸是亏损的。但我们的其他头寸呢？过去两年，我们做空了多少欧元？买入了多少避险资产？在南欧银行股暴跌时，我们减持了多少银行股？那些盈利，有一部分来自希腊人民的痛苦。我不是在做一个道德判断，我是在做一个会计判断。盈利减去亏损，净额是正数。这个正数里，有一部分不应该属于我们。”
她拿起桌上的笔......一支很普通的圆珠笔，挪威国家石油公司的赠品，笔杆上印着Statoil的logo......在便签纸上快速写下几个数字。笔迹清晰，数字和字母都写得很开，容易辨认。
五亿欧元。分三年拨付：2012年两亿，2013年两亿，2014年一亿。每年由独立审计机构出具报告，公开账目。用途限定：医疗、食品、养老金。不得用于希腊政府的一般性财政支出，不得用于偿还债务，不得用于行政开支。
她写完，把便签纸举到摄像头前。纸在视频画面里停留了大约五秒。五位数字，清晰可辨。
三位顾问对视一眼......在视频会议的画面里，他们的眼睛从各自屏幕上的莉娜，移到各自屏幕上另外两位顾问的小窗口。
前联合国副秘书长缓缓点头。他的点头幅度很小，下巴下沉大约两厘米，然后抬起。但动作里有一种重量。那是在联合国安理会投票时才会用的点头方式。
神学教授摘下眼镜，用拇指和食指捏了捏鼻梁。“《弥迦书》六章八节。‘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
他重新戴上眼镜。“我赞成。”
环保创始人点头，幅度比两位男性更大，更干脆。“赞成。但我建议附加一条：拨款对象应优先考虑妇女和儿童。在危机中，她们最先受害，最后恢复。”
莉娜点头。“接受。写进拨款指引。”
她环视四个视频窗口。三个伦理顾问。一个投资总监。四张脸，在凌晨一点的屏幕荧光里，都带着不同程度的疲惫和专注。
“如果没有其他意见，决议通过。散会。”
视频会议结束。四个窗口依次关闭。笔记本电脑屏幕上只剩下GPFG的内部系统登录页面，蓝色背景，白色logo。
莉娜靠在椅背上。椅背是网面的，人体工学设计，可以连续坐几个小时不腰疼。她十九年前加入GPFG时，办公室配的还是木椅子，硬座垫，坐到下午就开始腰酸。现在椅子好了，但她坐的时间更长了。
书房里很安静。暖气片的轻微嗡鸣......挪威的冬天，暖气从十月开到次年四月。水在管道里流动，金属管道热胀冷缩，发出细微的、有节奏的咔嗒声。窗外，松树林在夜色中一动不动。没有风。没有星星。
她坐了很久。大概十分钟，或者十五分钟。没有看表。
然后她重新坐直，手放到键盘上，调出GPFG的持仓报告。系统响应很快，零点几秒，页面加载完成。希腊资产那一栏：希腊共和国国债，ISIN代码GR……面值四十二亿欧元，市值二十七点三亿欧元，浮亏十四点七亿欧元。
明天，它会变成零。
她的手指在触摸板上滑动，页面滚动到另一栏......GPFG人道主义基金的余额。五点三亿欧元。这是每年从GPFG管理费中提取的专项资金，用于全球的人道主义项目。通常每年支出大约一到两亿。现在她要一次性拨出五亿。
她打开邮件客户端，开始写给挪威财政部的正式报告。邮件标题：《GPFG希腊敞口紧急处置及人道主义拨款决议》。收件人：财政大臣。抄送：挪威议会财政委员会主席、挪威央行行长。
正文第一段：根据2011年11月3日希腊总理宣布的全民公投决定，GPFG管理层于11月4日凌晨召开紧急会议，做出以下决议……
她打字不快。不是不会盲打......她每分钟可以打六十个英文单词。是每一个词都要斟酌。这封邮件会被存档，会被将来的历史学家研究，会被记者依据《信息自由法》申请公开。她写的每一个词，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被放在放大镜下审视。
所以她写得很慢。
杯里的茶凉了。她端起来，喝了一口。伯爵茶的佛手柑香气在冷却后变得更淡，蜂蜜的甜味也更淡。凉茶的苦味更明显......茶多酚在低温下和唾液蛋白结合的方式不同，收敛感更强。
她咽下去。
继续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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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罗奥图地下室，加州时间上午十一点零三分。
第一块屏幕上的彭博终端弹出红色加粗警报时，秦静正在更新意大利国债的波动率模型。波动率模型是她的日常工作之一......用历史波动率和期权市场隐含波动率做对比，寻找定价偏差。彭博终端上的波动率曲面图正在渲染，半透明蓝色，像一块被拉伸的丝绸。
【*GREECE PM PAPANDREOU CALLS REFERENDUM ON EU BAILOUT DE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