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辆黑色的丰田轿车轻轻停在大楼前的院子里，胡利衡推开车门钻出来，双脚迈了几步就进了大楼。从一楼上到七楼，他已气喘吁吁，黑色皮衣下蒸发着热腾腾的汗气。
楼道里已被清洁工人打扫得干干净净，楼顶上的电灯发出昏暗的光，楼道里显得有点儿暗。各办公室的门大开着，员工们进进出出，有的打扫卫生，有的下楼提开水，见到胡利衡都笑嘻嘻地打招呼问好。
胡利衡是第一天以这个公司最高权力者的身份出现，当他面对每一个问好的人，报以微笑颔首的时候，他都要认真地审视对方，他很想知道这些已成为自己下属的员工，对总经理是谦恭还是敬畏。
总经理室的窗台上放了一盆茁壮的君子兰，层层绿叶中挺出一枝遒劲的绿茎，茎尖上怒放了一簇红艳艳的花朵。深栗色办公桌上铺了绿色的毛呢，上面再压一块厚厚的玻璃。桌上放一个笔筒、一个台历。桌下一把深栗色的圈椅向着大门，如一只驯顺的哈巴狗静静地侯着新的主人。
笑意从胡利衡心中涌起，波浪般地堆在圆脸上。他在圈椅前转身，坐下去，立刻觉出有点儿别扭。侧身，抬臀，低头一看，恍然明白：这把圈椅大约是伺候主人多年，旧主人是瘦人，伏案时习惯坐在它的前部，竟将前面的弹簧压塌。这新主人一坐上去，就感觉屁股往下溜。
他往后蹭蹭，脊背顶着圈椅背，双肘架在桌面上，不禁又皱起眉头。玻璃下压着三张长幅的照片，是历届总公司召开的总经理会议代表合影照，众人中，钱书铭挑着细眼与他对视。一股憎恶的感觉从心头腾起，他“霍”地起身，双手一抬玻璃，只听“听咛当啷――碰”响成一片。他放下玻璃看时已铸成一片狼籍：二部电话被电线拽着悬在空中“嘟――嘟――”地叫着。他忙把它们拽上来放好；台历是铁皮制的，尚无大碍；瓷制的白色笔筒已粉身碎骨，铅笔、圆珠笔横躺在地上。
隔壁的贾为民循声进来，惊诧地问：“这是咋整的？”
胡利衡无奈地将圆脑袋侧着一顿：“唏，一抬玻璃，它就下去了，你看这――”
贾为民瞥一眼玻璃，已经明白他的心思，心想：这人嘴上不说，骨子里真是恨透了钱书铭啊，连他的照片都容不下。他眨眨小眼睛，看着粉碎的笔筒，连声叹道：“可惜，可惜，这还是个古董呢，用了十几年啦！可惜――”
胡利衡见自己的心思被他看穿，脸上又涌出红意，讪讪地去门后取扫帚。
恰好通讯员马必青拎了两壶开水走进来，一见胡利衡手拿扫帚，忙放下水壶，劈手夺过，小心地将碎片瓷渣扫堆，揽进簸箕，一边抬眼从胡利衡和贾为民的脸上望着，嘻嘻笑道：“这还好，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个笔筒太旧了，现在的文具盒可漂亮啦。”
“也是，办公用品都用了好几年，该换换了。”贾为民接着话茬说，见胡利衡的眼光只在马必青的身上，便知趣地走了出去。
马必青一手举簸箕，一手举扫帚压在簸箕上走出去，胡利衡无奈地晃晃圆脑袋，懊恼自己：怎么第一天上任就砸了东西，似乎有点儿不吉利？他脱了皮外衣，挂在衣架上，回头目光又与玻璃下的那双可憎的细眼睛相遇，不禁又恶从心生。
“小马――”他大喊。
马必青应一声，跑进来，将手中的扫帚立在门后，走到他面前，见他正烦烦地盯着照片，心中也猜出几分，陪着笑脸说：“我把照片取出来吧！”胡利衡点点头。
马必青便将桌上的东西放在窗台上，轻轻抬起玻璃，一手撑着，一手划出那三张照片。见胡利衡脸上恼色已褪，马必青又泡了一杯热茶，毕恭毕敬地端给他。胡利衡命他把行政科的科长请来。
行政科科长高天富是个矮个儿、体态稍胖的老头儿，头顶上的黑发已见稀少，但脸上却透着健康的红润，说话大声大气，带着浓浓的陕西腔儿。
“胡总，你找我？”他用眼睛探询地迎着胡利衡，想在那双贼亮的眼睛里找出他极担心的一件事的答案：一年前，当他意识到退休后工资将减少一半时，他决定延长退休时间。他托关系、走“后门”，请派出所户籍员修改了出生年龄，使户口本上的年龄比身份证上的年龄小了二岁。他向人事科科长吴玉琼解释说：“参军的时候因为年龄不够，就把年龄报大了两岁，实际上我还不到退休年龄。”
吴玉琼请示钱书铭：“怎么办？”
钱书铭是最见不得这种为一己私利弄虚作假的人，他勒令：“去派出所查证此事，严格按照他的档案年龄办理退休手续”。高天富又气又羞，对钱书铭恨得咬牙切齿。如果按档案年龄计算，春节后他必须得办退休手续。莫非，新上任的总经理要和他谈这件事？他想。
“高科长，请坐。”胡利衡热情地请他坐在对面的沙发上。
“胡总，我实际上是1938年出生的，你要是不相信，请组织上去我老家调查……我今年实际才58岁，你看我象60岁的人吗？前天下班骑自行车摔了一摔跤都没事……”他一坐下就开始絮絮叨叨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