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斯图亚特本人是在12个小时之后出现在圣芒戈医院的。看他的样子，他一定是在匆忙中赶回来的。他穿着旅行斗篷，脸色苍白，看上去憔悴不堪，心急如焚。直到卡恩先生亲口告诉他梅琳达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他才颓然坐在了椅子上，把脸埋在了手掌裏。
“莉齐，”卡恩先生给我使了个眼色，“去给斯图亚特先生倒一杯浓茶。”
我照办了。我把一杯冒着热气的浓茶递给他的时候，他抬起头来，礼貌地道了声谢。
他看上去三十岁不到，穿着一身笔挺工整的黑袍，挺括的白色衬衫领子熨得没有一丝褶皱，领口打着一条质地上乘的深蓝府绸领带。他的眼睛是灰蓝色的，看起来十分严肃，毫无幽默感。他脸上的线条清俊而严厉，令人望而生畏。
“是否需要牛奶和方糖，斯图亚特先生？”我问。
“一块方糖，谢谢。”他说。
他没有认出我来，我心想，一边转身去找办公室裏的糖罐。可是正当我把方糖递给他的时候，他的视线和我的相遇了，随即就露出了一道讶异的神色。
“布拉德利小姐？”他看到了我胸口写着我名字的牌子，问道，“托尼的妹妹，是吗？”
我笑了笑，点了点头：“是的，我们两年前在法国见过。”
“我几乎没有认出你来，”他将方糖丢进茶杯，用茶匙搅拌了一下，“你看起来和从前非常不一样。”
“我剪了头发。”我耸耸肩，退出了卡恩先生的办公室。
梅琳达一天天的好了起来。三个星期之后，她的健康已经完全恢覆了，但是她被毒药伤害了嗓子，一直不能说话。一群主治疗师研究了很久都一筹莫展，因为梅琳达的病例以前从来没有过，谁也不敢贸然采用新的疗法。一个个建议被提出来，又被否决了，直到万圣节来了又过了，她依旧没法开口说话。
梅琳达的坏脾气很快就在我们科室臭名远扬了，没有人愿意去伺候这位动不动就摔东西的大小姐。斯图亚特家的佣人每天都在病房陪着她，可是她父亲只亲自来过一两回，而且每次都行色匆匆。
在吃午饭以及其他休息的空当，其他实习治疗师总是喜欢聊和弗朗西斯·斯图亚特有关的闲话。吉莉安和我都不是喜欢说三道四的人，所以每次吃午饭的时候我们都会飞快地吃完走人，不在餐厅多做停留。不过，依旧有只言片语传进了我的耳朵，比如说我听说斯图亚特是来自苏格兰的一个大家族，他们非常富有，但是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纯血统望族，因为他们的祖先是苏格兰斯图亚特王朝的一个分支，是麻瓜出身的。
“英格兰的一些以血统纯正为傲的家族，比如布莱克，马尔福，他们都对斯图亚特家族带着一种排斥而疏离的态度，老布莱克先生曾经公开把老斯图亚特叫做‘泥巴种暴发户’，所以在上世纪，两个家族一直保持公开的敌对状态。”罗斯玛丽不厌其烦地在餐厅裏散播着这些传闻，声音裏带着一种令人厌烦的优越感，“我母亲的家族和斯图亚特家族有表亲关系，小时候我曾经去苏格兰的斯图亚特庄园参加过圣诞晚宴——是的，他们的圣诞晚宴是无与伦比的，而且我们每年都会收到邀请——我记得那时候——”
“梅林的裤衩，莉齐，我们去六楼吃午饭吧。”吉莉安对我说。
“我也是这么想的。”
于是我们俩拿起三明治和苏打水，起身离开了。我们一边开着罗斯玛丽的玩笑，一边大声笑着往六楼的茶水间走去。
罗斯玛丽这种人其实并不少见。在我们医院，很多实习治疗师和工作人员都喜欢因为和一些大人物沾亲带故而得意洋洋，四处吹嘘，唯恐别人不知道他们的家世背景。
和罗斯玛丽不一样，我最烦的就是有人说起我和兰道尔家族的关系。从前在霍格沃茨，我就已经受够了我们学院的人在背后议论我母亲是如何嫁给兰道尔先生的，我又是如何依靠兰道尔先生的施舍生活的，如今到了这个新环境，我才如释重负，过上了没有人註意我的生活——这是我求之不得的。
我从来没有和任何同事说过我家裏的事情，甚至包括吉莉安。她是我的好朋友，可是我没有必要和她诉说这些不快乐的事情。
一天晚上，快下班的时候我听到了梅琳达的病房裏传来了一阵可怕的杯碗盘碟碎裂的声音，我停下了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