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几小时前，他和张国焘一起，联手向莫斯科那边告了一堆中央苏区的黑状。
原因是凌晨那几小时的长时间电报通讯，着实把二人也有些吓怕了。尤其是张国焘，他可以想象出，那个他最忌惮的人一定告了他一堆的状。
张国焘兵权在手，倒是不怕对方能怎么样。就算共产国际的人要他下台他也不怕——毕竟他经营了这么久，共产国际在红四的影响力已经被压制到最低。但是，对抗也是不可取的，因为无形的损失非常大。
最好的结果，当然是莫斯科方面听了他的诉讼后，转变态度和看法。毕竟在此之前，莫斯科发来的指示，都是支持中央红军北上的意见而不是南下。（历史上也是如此，具体通讯方式应当是中央红军这边发给国内的电台，然后国内地再通过其他渠道转给苏联，中间会有不少的时间间隔）
陈昌浩和张国焘，发了一晚上的电报，除了告洋状外，另一件事，就是不停地向莫斯科解释“南下的必要性”，希望能得到那边的支持。
两人并不知道的是，斯大林同志在“百忙”中抽出时间看他们发过来的关于南进的电报时，只是扫了一眼，然后就不屑地扔到了一边。
“利欲心熏，完全就是想当然！”
发出这段评价后，他却捧起了黄克托甫化人送来的那一堆中文资料俄译版又看了一眼。
那份几万字的中文资料里，有一部分是非常详细地叙述了四川、西藏周边地区的物产、人口、民族、气候等诸多情报，其中也包括了反动派兵力、各地土司、反动军阀对红军的态度，整个四川面前的政治形势分析还有常凯申势力的渗透。甚至还担心斯大林看不明白，还外附一份四川的地形图（民国版的）。
斯大林稍看了这份文件后，就将其扔给gbu（苏联军事情报局）的专家去解读，除了要其评测两支红军南下“成功”的可行性，还要其对情报的质量进行评估。
那些军事专家们都一致认为南下的必然失败，，而且极有可能被敌军前后包夹围歼。而对黄克交上来的这份情报的“质量”赞不绝口，称其分析得十分详细，。
当时斯大林拿着那份文件译本狠狠地摔到桌上，恨恨地对周围的人道：
“过去的十年里，那帮混蛋如果交上来的东西，有这
份文件质量的十分之一，中国革命也不至于搞到现在一团槽！”
当天晚上，得知“斯大林同志心情很不好”后，内部人民委员部的同志，也让正在接受审讯的米夫与王明，开始“很不好过了”。
而斯大林在对黄克送过来文件质量“赞誉有加”的同时，却拿起张国焘前面的“告洋状”电报，端在手里反复地细读着，时不时地在心里发出阵阵冷笑。
其在黄克把材料送过来前，他就知道中央红军和红四军的高层，现在正在发生激烈政治矛盾斗争。
在他看来，张国焘的南下提案电报，多看两眼都是浪费时间。反而是这份告状的电报，大有价值。
“有反对的意见，很好！”
“很多谎言，就可以通过对比判断出真假！”
“就让我看看，过去的十年里，你们打着我旗号，到底都做了些什么烂事！”
黄克发给他的那份文件里，最要人命的地方，就是国内的留苏派，披着共产国际的虎皮，假传圣旨干的那一件件龌龊事，而且事后还要把黑锅全甩到斯大林头上。
这才是真正会要了王明命的黑材料！
比无能更大的罪名是欺骗和隐瞒，而比前二者更致命的罪名，就是污蔑斯大林同志。
对斯大林来说，此时的中国在他心中不过是一个“革命的分基地”，要想让他重点观注这里，最好的办法就是“羞辱他”！
斯大林连着两天这么关注中国的事，就是因为他刚刚知道，自己被人长期地，一次又一次地“欺骗，诬蔑、背锅”.......
王明和米夫，这回是彻底死定了！
7月23日晨
千盼万盼的张国焘，在天亮后，接到了莫斯科发来的专门回电。
电文里声称，来电已经收到，斯大林同志正在考虑。
尽管只是短短的一条，但莫斯科方面语气松动的感觉已十分地明显。
“太好了，那部大电台来得真是及时啊！”
得到消息的张国焘自然是欣喜若狂。在他看来，一定是昨晚的“揭黑告状”电报发挥了作用。
“幸好电台是共产国际特派员押送过来的，否则那帮人一定会把电台扣了。”
他在心里庆幸地想着。
只是他不知道的是，发电报的时候，一名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中国问题专家，正站在电报员身边，电报内容就是他指示发出的。
7月24日
更多让张国焘满意的电报从莫斯科发来，这份电报是同时发给张国焘和中央红军的。
电报的内容里，莫斯科方面不再坚持要求红军北上，而是反过来要求中央红军的人根据实际的情况，和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好好商量”。电报的末尾，还很委婉地加了一句：要尊重长期在川鄂地区作战的红四方面军同志的意见，毕竟他们更熟悉四川的情况。
拿到这份电报后，张国焘简直是狂喜。
而后，而后他决定全盘推翻原先的北进作战计划，事实上他从来就没打算北进过。
在和中央红军李润石又针尖对麦芒地大吵了一架后，出来和稀泥的伍豪同志，提意召开全体红军扩大会议，让中央、红四两个军团的红军团级以上的干部都参加。
“民主集中制嘛！”
伍豪当时说：“大家都上台演讲，上台发表对北进和南下的不同看法，让红军的高级干部们一起参谋判断！”
张国焘答应了，在他看来，这不过是“中央红军的留苏派书呆子们”的最后挣扎。
时间被定在两天后，即7月26日，在沙窝红四军的总部举行。
而后也不出他所料，那个心有不甘的伍豪，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在红四军这儿大做活动，不停地找徐帅、余天云、何畏等一堆红四的干部谈话，甚至连许多团级干部都不放过。很显然是想说服他们，而这些被谈话的红四军将领，也很快把谈话的内容反馈到了他那里——他们都信誓旦旦地表示，一定会支持“张政委”的意见。
一切尽在掌握！
只是，张国焘不知道的是，在7月23日上九点的时候，北平某个警察局里，一名资料室的值班警察，悄悄地从资料库里，找出一份封存了超过十年的旧案卷，走到外面某个街头拐角处，然后以一手拿钱一手交货的方式，将其以一百个大洋的“高价”卖给了苏联驻北平大使馆特工人员。
这份资料袋被拆开，在简单地看过资料的内容后，驻北平的苏联情报人员，在向莫斯科请示后，通过最快地渠道将其送回苏联——48个小时后到达莫斯科，而后早有准备的几位苏联笔迹专家，拿出张国焘在苏联中山大学时的笔录文件，开始鉴定......
一个小时后，拿到鉴定报告的斯大林同志，愤怒地吼了一声：“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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