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他升官了！成为重建的第一师第一旅的旅长。
这个时候，在接回了大部分战俘后，第一师以其为骨架开始重建。只是原有的“黄埔军官”全部被要求再学习方能复岗！经过战败覆灭折腾，其虽然“原地复活”，可是整支军队的精气神早就在包座被抽尽。至于装备，和先前更不能比。
几个月后，陕北战役发生前，张杀妻一枪打死自己的“土司黄脸婆”，事后在全中国妇女协会的声讨声中，靠着一口咬定“老婆是共匪地下党”的理由，免于一死，暂时进了陆军监狱渡假。
一个月后，重建的第一师再次全军覆没.......
但坐牢中的前旅长，后改名张灵甫的张旅长，又一次幸运地“仅以身免”。
埃德加·斯诺先生和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女士，这两位美国的“红色记者”，前者在宝鸡，后者在西安，各自手持相机，拍下了双方俘虏交换时的场面。
西安这边，被释放的共党份子，几乎个个衣裳褴缕，削瘦不堪，身体更是又脏又臭，散发着异味，几乎每个人身上都可以看到受过酷刑的痕迹。
“他们的衣裳虽然象乞丐般破烂，但是人人都高昂着头，那一双双火热的眼睛清晰地告诉我，他们个个都是骄傲战士！”——史沫特莱
“至于那些被释放的妇女，听说她们全是从被攻陷的所谓匪区里被大批绑走，贩卖的“共匪家属”，但实际上许多人其实都只是平民百姓。事后我悄悄地采访过他们：红军撤走后，那些被攻陷的所谓“匪区”，都遭遇了可怕的大屠杀。
石要过火，草要过刀，人要换种！就是这群所谓的“中央军”喊出来的口号。”
“男人，老人，还有小孩子，被毫不留情的屠杀，很多甚至是以活埋的方式进行的。而妇女在被奸淫过后，再被贩卖到各地的奴隶工厂，要不是这次红军俘虏了大量的中央军士兵要求交换，天知道这些妇女们未来的命运会怎么样。”
“我见过那位常委员长，也见过他的夫人。他们俩都是看起来相貌堂堂，仪态非凡之辈，也听过他对着国民发表的各种天花乱坠的演讲，他们身上什么都有，但我唯独没有在他们夫妇身上，看到过一点对平民应有的慈悲善念.....”（《史沫特莱回忆录》）
位于南边宝鸡战俘释放处的埃德加.斯诺，看到的却是另一副画面。
斯诺在他后来出版的个人传记《西行漫记》里，记下了这样的场面。
“宝鸡城外，约两万人的队伍，排成几公里的长龙，以相对整齐的姿势等着被释放。除了那些军官外，普通士兵的气色、比半个月前我在俘虏营里看到他们时要好不少。”
“这些士兵都是八月五日到十日这五天里，被中国政府称为“匪军”的红军部队所俘虏。最初被俘时总人数，最高时一度达到三万人——按红军方面的说法，其中五千人是从松番到西水这条运输线上被俘的运粮辎重部队人员，也就是所谓的“运输民工”。在把他们带离川北这处苦寒之地后，红军在支付了工钱后就将这五千人沿途分批释放回家——之所以支付工钱，是因为此次战役，红军把整个西北方面军（指胡宗南部）为战役准备囤积了数月的物资一扫而空，由于要搬运的物资实在太多，所以就临时雇佣了不久前还在为敌军服务的民工。他们不会被视为俘虏，只是被雇佣的平民。”
“到达天水时，被俘中央军战俘还有两万六千人，其中三千是“甘陕当地人”，这些人在两天内就被当场释放。释放时，现场有多名外国记者或传教士帮助清点人头计数，并拍下了相关照片。（其中一名记者是胡宗南的随军英国记者:约翰先生）”
“而余下的这两万三千名战俘，约有一千多人是伤员，他们都是在那五天的战役里被俘的。令人惊讶的是，红军当时居然雇用大量的民夫把他们运出川北，而后更逐渐地聚集到天水地区，集中治疗。这种非常讲人道的做法，赢得了全体被俘人员的好感。我亲自去过红军的战俘营，那里当时是个大工地，大批的战俘正在那儿修建自己的临时住地。只现场只有少数红军在看管，大部分时候，都是战俘们自己管理自己，如果有人要逃跑，其实是很容易的。”
“但是据我所知，根本就没人逃跑。至于原因则让我很惊讶，有一个叫萧白浪的战俘回答我：我们为什么要逃走？在这儿比给常光头（注：红军对常委员长的蔑称）卖命时，吃的要好多了。这个叫萧白浪的士兵告诉我，他当常凯申的兵时，只有打仗前才能吃上饱饭吃得好，而被俘之后，却天天都能吃饱。后来我再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撕掉了自己军服领章上的青天白日标志，成了一名红军战士。”
“事后我从红军高层那儿得到数据，大概有两千名中央军的士兵，后来主动要求参加红军。我采访了这些人，询问了他们加入红军的理由，答案都差不多：当俘虏的时候能吃饱，不打骂，尊重人格，而且有病治病，所以就投红军了。”
“我的英国朋友用讽刺的语气对我说，这群士兵被俘一个月后，其实个个比被俘前都胖了一些，原因是他们天天都能吃饱。在“白军”和“红军”两军中都待过的他，评价两军的伙食道：红军的俘虏吃得比第一师的士兵都要好。至于49师那边，换成我们大英帝国，谁敢给士兵吃那种东西，下面早就兵变了。“
“俘虏交换前夜，我进入那些即将被释放的士兵中间，询问他们将来在战场上再次和红军相遇时，他们会怎么做。起初大部分人没有当场答我，但有个年青的士兵小声地私下对我道：长官要求他开枪时，他会朝天打枪，只要战局不利时，他就会在第一时间主动投降......”
“红军并不是白养这些俘虏的，在俘虏营的那段时间，身强力壮的俘虏会被带出去劳作，主要是建设营房，挖水渠，说是为来年的灾涝作准备。不过参与劳作的俘虏可以获得更好的伙食，同时也按劳动量计算工分发给工资。我采访的这个士兵当时靠替红军做工一个月，总共挣到了十个银元。”
“这个士兵后来回归了重建的第一师，几个月后，第一师再次全军覆没。我再看到他时，他已是一名红军战士，而且当上了班长。再次采访他时，他告诉我，他从宝鸡回归中央军时，遭遇了中央军的忠诚审查，审查他的人其实什么也没作，只是把他从红军那儿打工挣到的十个大洋全抢走了。后来红军和白军（原话）再开战时，他就鼓动身边的人，大概有十多人，连人带枪一起“战场起义”，投靠了红军——我后来的认识的中国朋友，在这里给我加了一个批注：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在采访这些红军嘴里的“白军”士兵的过程
中，我还发现一件事：大部分的白军士兵都不识字，许多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有趣的是，被俘之后，他们反而学会写自己的名字了——原因是红军的政工人员，每天都给他们上政工课，并教授他们初步的文化：学写自己的名字。和“白军”相反，红军士兵中的识字比率高得惊人。为了提高识字速度，他们还发明了一种办法：在行军背包上贴上字条，上面写字，这样士兵们就可以在行军中沿途识字,这真是一种巧妙的发明。
我采访过红军的首脑李润石——也就是在民国南京政府的报纸上，反复被击毙无数次的那个人，他告诉我他对提高士兵文化的看法。
“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愚蠢的军队不可能打胜仗!不知道自己为何而战的士兵，更不可能有高昂的士气。”
我问过许多红军士兵，你们为何而战？他们答我：为了穷苦人而战，就是这么简单。
在俘虏营里，我经历过两件印象深刻的事。
一件是诉苦大会。让被俘的“白军士兵”上台，讲述自己受过的苦.....往往一场诉苦大会说完后，现场哭声一片。许多白军士兵，就是在诉苦大会过后自己摘掉了衣服上的青天白日标志，变成了红军......
另一件事，却是红军组建一个戏剧团，定时地在俘虏营里演出，我看过其中一场戏，戏的名字叫《白发女》。这场戏也有惊人的效果，往往一场戏演完后，许多看戏的士兵也由白转红。
南京政府指责红军的这种行为是在给他们的被俘士兵洗脑，但是他们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天水地区的被俘“白军”，被释放时，已降至两万。那一个月的时间，约有十分一以上的白军变成了“红军”。虽然转化率只有十分之一。但是余下的没有转化过来的人，也斗志全无——在我看来，他们就算回到了中央军，也不可能再对红军造成威胁了。我上面的说的那个先回归中央军，过了几个月后却拉了一个班的“白军”战场起义，主动投靠红军的战士，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在所谓的“匪控区”进行采访时，我意外地遇见了我的老朋友，英国的同行约翰先生，他是八月十日那天，随着第一师全军覆没一起被红军俘虏的。在我来到天水前，他已经跟着红军一起行动了近一个月，拍到了许多珍贵的资料照片。我们这些记者当时是急着赶到天水去抢更多的新闻，而他则正相反，是急着离开天水到外面，把手中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向外传播——真是太让我嫉妒了。”
“按约翰先生的说法，天水那儿有一家洗相馆，离开那儿时，他已借着那儿的机器提前洗出了不少照片。因为双方过去友好的关系，我有幸提前看到了几日后在各国报纸上登出的照片，其中一张照片，给我印象极其深刻。”
“照片上的内容，是成片成片地军队，躺在街道上睡觉，露营的场面。背景是一座座没有门板的居民房。”
“那是在天水南部一处名叫皂郊镇的地方拍的照，我后来特地去了那个地方。当时约翰先生跟着红军主力部队到达那里时已是傍晚。小镇不大，只有百户人家。到达小镇时已是傍晚。当时驻扎进入小镇的红军有好几千人，但这些红军没有扰民。除了花钱向当地居民租借了部分房子供伤员居住外，余下的最多也只是借来门板和稻草，然后就在外面的街道上席地而睡。”
“约翰先生告诉我，他当晚没注意到这事，一直在红军分给他的房子里睡觉。当时屋里还挤着其他房子邻居临时搬来的住户——他们收了红军的钱临时把自己的房子租了出去。禁止强占民房，这是红军的铁律，没有人可以违抗，所以也就有第二天起床时他看到的那一幕。”
“约翰先生告诉我，第二天他一早起床时，看到数千人躺在街道上安静地熟睡，毫无扰民举动的场面，同样也感觉震憾无比，于是就拍下了这张照片。这张照片后来让他得到了不列颠新闻奖，和我告别时，他用略带恐惧的表情对我说：中国的未来，是属于待在天水的那群人的，大英帝国迟早会被他们从这片土地上赶走。
我也认同他的看法。
我从九月一直待到第二年二月，这才结束了甘陕地区红军控制区的长达近半年的考察，当时我是从北方的延安南下返回西安，准备从那里乘火车返回北平。
当时我穿着当地人的衣服，混在一群要前往南边集镇赶集的中国农民的驮车上，赶车的是一个白发的陕北老农，车上还坐着其他几个人。快到集镇的时候，前面的路口有一队约百余人的红军队伍在跑步操练，由于道路较窄挡住了道路，马车无法通过。于是车夫老农挥着鞭，叫嚷嚷：“让让，让让”。
然后这群身上扛着枪的红军士兵，在道路上三队归为一队，列成一行，让我们的马车从让开的道路上通过。
老农很自然地吆喝着让士兵让路，而士兵们也很自然地为老农让路，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这支军队为什么能在一路战斗中走了两万五千里都没有走散，而且还能获得那样伟大的胜利。回到上
海后，我把这段经历告诉我新认识的朋友，也就是前面替我写标注的中国黄，他只对我说了一句:妇孺与王者之师争道。
我虽然会说中国话，但很多中国特殊的词汇却很难听懂。
中国朋友黄向我解释道：
“珍爱自己的士兵，爱护自己的人民，甚至对敌人的士兵，只要放下武器，没有血债，也好好对待，好好教育，让曾经的敌人自愿变成自己人......这就是王者之师的道。
我在中国的其他地方，见过所谓的中央军，或者杂牌军，或者地方武装，他们在各地横行霸道，吃饭买东西不给钱是常有的事，然而在南京政府宣传的“人间地狱”般的“匪控区”里考察了半年，这种事我却是一件都没有遇上。
中国人所说的王者之师，大概就是这样的吧。
第二卷，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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