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计百出，对面的余天云，恐怖如厮！”
战后，关麟征清点余兵，二万多精心训练的主力部队，仅余一半，心里是后怕不止。
“这个关麟征，果然不愧千里驹之名，进退有序，倒是难得的人材，刮民党军中，能训练出这样的强兵，也只此一家，真是可惜了！”
而余天云和彭石穿二人，同样也对关麟征另眼相看。
对于红军来说，河南战役胜得太容易，虽然在这过程中消灭了超过四万人的地方各类保安团、补充旅之类的二三线杂牌都不算的部队，但被李润石主席视为眼中钉的二十五师主力，却还是让他跑掉了。
但逃出生天的关麟征,事后却在湖北对前来接应他的刘峙道：
“红军大势已成，若不能在一年内夺回河南、山西，你我皆死无葬身之地也。”
刘峙不解，问为何。
关麟征答道：“土改之计，甚毒，无药可解！此擅战者无赫赫之战功是也！”
原来，从山西撤回河南，与红军在巩县一带对峙期，关麟征也努力地收罗从山西逃回的残部重新收编。
然而在和巩县对峙的那一月里，红军一边对峙，却一边在围着郑州周边农村进行土改。
就象阎老西困守太原守军那般，每天夜里，对面的红军都拿着大喇叭宣传说哪里哪里被解放了，现在土改了，对面住这里的国军将士，你们家里现在分田啦！
而红军说的话，还有不少土改后，被红军故意赶入郑州的地方土豪乡坤为证。
未发一枪，就让整个二十五师上下军心不稳。
此次逃离河南之战，关麟征事后清点余部时，就发现军中所招的河南本地兵，大量掉队遗失，也不知是真的掉队，还是故意当了逃兵。
只是，关麟征刚刚对刘峙发出感叹，身边就突然多出了两位宪兵，然后将他逮捕，理由是追究其“不战而弃”河南之罪......
河南战役，算是红军东征战役最后的“余波”。从三月二十日渡河，打到七月二十日河南全境基本解放，全战持续了四个月。从军事的角度上说，这时也已经到达了红军战略进攻的势头的“转折点”。而后，红军在黄河以南方面，针对常凯申部的主动进攻，就此停止下来，然后余部进入休整和消化期。
由于整个河南战役，基本没有什么大仗，二十五师只顾逃，其余的地方杂牌，则是一触就降或溃或望风而降。
这一年，河南遭遇了旱灾，民众本就苦不堪言，红军到来后，打土豪分田地，所到之处，都受到当地农民的热烈。许多地区红军还未到，地方农民就主动起义迎红，在这里展开农村工作远比山西要容易得多。
而重新夺回大别山，拿下这处战略要地后，其瞬间就变成了顶在“鄂皖”两省肚皮尖上的刺刀。已经从庐山下来，顾不得“避暑”的常凯申，也看着地图上重新“红”起来的大别山根据地，忍不住破口大骂。
“关麟征无能，废物！误我大计！”
不过真不能怪关麟征，红军十余万大军南下入河南时，周边的鄂皖两省的部队，要么被调到福建去填窟窿应付应付野心勃勃的陈济棠，要被派去湖北应付左边手越伸越长的川桂湘二五仔。
包座-松潘战役后，常凯申被吐出四川，但川中有一个地方他还死死地咬在嘴里，那就是重庆。当时常凯申对四川还抱着念想，哪怕是汉中危急时，宁可调朱培德和薛岳部去填，驻守在这的第五师都一直未动。原因，重庆是入川的大门，真丢了这里就对四川真的没希望了。
从前川军山头太多，光头势大，被强占了重庆大家也是敢怒不敢言，常凯申山西大败后，川中军阀全动了坏心思。
而根据事前签定的“川桂红”协议，当川军对黔地、重庆伸手的时候，位于汉中的红军山间游击队，从五月起也是加大出击活动频率，频频袭击汉中的国军，他们象牛皮糖一般地粘在薛岳后背上，甩甩不掉，打打不着，恶心无比，硬是把整个汉中变成“薛岳十万大军”的监牢。
汉中的援军薛岳动不了，黔地的顾祝同样头大，常秃子要支援重庆，力保此地不失，就只能调湖北的部队入渝。而后河南自然也只能眼睁睁地看他被红军轻易夺去。而这个时期，常秃子虽然“回收”了被红军俘虏的嫡系主力，事后一查才发现，除了对卫立煌部还算客气，所俘部队只要愿意，皆全部放释回。而被俘汤恩伯部和罗卓英部，部队中的技术兵种，如炮兵、机枪兵、维修兵，红军是一个都不放......
南京国民政府这段时间虽然重整了十三军、十四军、十八军，并在很短的时间里把兵力恢复至原样。可是装备嘛......
三大中央军嫡系主力，火炮、机枪加起来比杂牌军多不了多少，步枪方面一半的人全是拿着汉阳造，逼格掉个精光。
河南战役爆发时，常凯申其实根本调不出多少象样的部队赶去救援，而他手下的这帮人也在不久前被打怕了，离河南最近的几支部队，在接到常凯申的出兵命令时，也是想尽办法各种磨蹭。
也幸好红军动作太快，关麟征也跑得快退得快，没等他们被常凯申逼得入豫，河南战役就结束了。
河南战役雷声大，雨点小，红军除了占据河南全境，手中又多了一个省外，歼灭的常凯申的主力部队极少。
不过事后的余波，倒是让常凯申怒得又在那儿大骂：“杨虎城通共！”
为何？原因是杨虎城在八月后，他不搞二五减租了，而是学红军，和东北军一样，在河南搞土改啦！
二五减租，不是杨虎城的“独创”。
四一二事变后，著名的四一二参予者，国民党内部有名的反共狂人，主持“清共”，再“根坏苗白”不过的反动份子张静江，当年也主持过“二五减租”，结果迎来的却是全体士绅的叫骂和反感，并被诉责为“共产党卧底”，最后根本搞不下去不了了之。
而杨虎城一样遇到了张静江当初的尴尬，甚至犹有过之。
利益受损的士绅，当然不满意。但同时他在普通民众中间，同样也没有讨到好。
原因很简单：洛阳、陕县、南阳这三处西北军的控制区，全部是实行“二五减租”，可是在这三地边上，紧挨着的红军控制区那儿，人家却是在搞土改，直接分地了！
两边一比，当地的普通民众，自然都眼红红军，很想跟着红军走。虽然杨虎城也曾想当然地用“士绅们看到边上红军控制区的同类的惨状转而支持我”这样的想法自我这么安慰。
可是他也不想想，他的控制区的西面，那是湖北，是常凯申的地盘。这些士绅们只会往西看，哪里会盯着东边看。
入夏之后，河南开始收成。收税的时候，和红军的控制区，一分田就马上尝到“土改好处”的农民个个都念红军的好。由于今年河南闹旱灾，收成极差，红军直接免了粮，大批农民勇跃投红。
而杨虎城这边，从老百姓到士绅，全体都是厌厌不满的模样，两边全不讨好。
“我他妈的真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那一刻杨虎城就后悔了，而手下这帮人这时也不停地鼓动他学东北军“打土豪分田地”，于是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照办了。
杨虎城手下的西北军将领，大多数并不是真的革命者。只是这帮人在陕西穷惯了――套用大家能听懂的话，就是眼红了，把红军的那一套视为“工具而不是理想”。
杨虎城是想通过二五减租在士绅和普通农民中两面讨好，不把事做绝。
而他身边这些“关中刀客”出身的将领们，却更实在一些:打土豪，兄弟们大块分金吃肉，百姓分地，军队也有了足够的饷银，大家都有好处。他们本就是关中刀客出身，又不是河南人，没必要在意河南士绅的想法。
好听点，叫“纯朴的梁山好汉式”的作风，难听点，就是传统农民起义的老一套，而用更革命一点的话来批判，那就是“未来等着要被肃反的革命投机者”。
起初杨虎城还是犹豫的，但是抵不住身边这一群关中刀客出身的将领和混在他们中间中下层的地下党的游说，大势难阻之下，西北军的控制区，也在收获季开始时，开始了土改工作，一时间整个河南瞬间转红，底层民众都叫好。实际上他不土改也不行，今年河南大旱灾，收成很差（最差的地方只有往年三成收成），老百姓都刮不出油来，只有士绅手里有粮，杨虎城想不打土豪都不行。如果再搞什么二五减租，信不信当地的农民直接投红反了？
事后发生在西北军身上的事传到了太原，李润石主席和伍豪都听到了事情全部的经过，两人相对，沉默了许久。
伍豪道：“不管怎么说，杨虎城将军，在这事上是站在人民这一边的。”
而李润石主席，则在心里轻叹了一声，他却想起了过去十年里，发生在各个根据地里的那些事，以及和黄克谈过的事。
四一二后，南方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当时红军的队伍，充满了大量象杨虎城部这般的“旧军阀”转变过来的红军。
比起杨虎城手下这群充满“投机”味道的“转变”，当年的那些人，却是真的提着自己的脑袋，放弃了“更好”的选择而参加革命的。
他们都是真的革命者，只是身上还洗不掉一些旧军阀的气息，有人走得更快，有人走得慢了，走得快的人觉得走得慢的人拖了后腿，再加上从苏联回来的人，自以为自己是走得最快而你们都是混入革命队伍里的投机者，然后也就有了后来的那些“红军杀红军”的悲剧。
这中间，有人是为了理想，真的在肃反纯洁队伍――但是本事不够，愚蠢却积极地乱来。
有人是藏了私心，把肃反当成为自己谋私利的工具滥用，如张国焘。
肃反纯洁了队伍，但肃反也杀了不少自己人，留下了无数的后遗症。哪怕到了七八十年后，和肃反沾上边的执行者，都是死后骂声不断.....
“怎么了，润石？”
李润石轻叹道：
“火，烧得还不够旺啊！可是太过激烈的火，又会造成不必要误杀，要控制火侯，太不容易了。希望接下来最艰苦的抗战，能把那些人锻烧成真正的革命战士吧。”
伍豪瞬间就听懂了他的话外音，沉默了数秒后道：“我会安排一批干部，进入西北军，帮助他们......”
“要注意节奏，不要让杨虎城误会我们是要吞并他的部队。杨虎城能这个时候主动土改，已经是最大的惊喜了。到了明年这个时候，我们也只能转变政策，实行减租减息，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优先。”
“常凯申，也在统一战线的范围内吗？”
“他要是真抗战，那就是伙伴！想耍花招，我们就要主动出击，绝对不能被动防御！河南之战结束后，红军已经是中国最强的军事势力！我们现在应当有中国抗战领头人的觉悟！”
说到这里，李润石顿了顿，又道：“马家军那边的战事快收尾了，该考虑召开全国党代会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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