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十日这天，在看到又一款“先进装备”提前诞生，斯大林心情非常地好，当晚在克林姆林宫举行了一次酒会。戒酒已有半年的斯大林，难得地破戒举起了手中的葡萄酒杯。
而到了八月十五日，两位来自挪威的外国人来到苏联，给斯大林带来了另一个好消息。
他们是来找黄克的，见面之后，这两人告诉黄克，他因为对半导体的研究，以及发明了晶体管，已被挪威科学院一致通过，获得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获得诺贝尔奖。
“大抄袭者”黄克能如此顺利地拿到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中间有两个人功不可没。
一个人就是斯大林。
四月份的战争爆发后，晶体管电台第一次登上了远东的战争舞台。中苏两家的飞机坦克和地面步兵，都大量地使用这款装备，不过在战争中也有不少电台因为各种原因落入日军的手中。
当时日军上下拿到轻巧的晶体管电台后，全都震惊万分。而后又有部分电台，通过各种渠道先流入日本的秘密盟友德国手中，而后英法两国也拿到了样品。
在晶体管一事上，斯大林从一开始就不想保密。原因很简单：二战前期德国最大的优势，就是电台优势，斯大林巴不得英法两国能象他一样能完成弯道超车，早早装备晶体管电台以抹消德国人在这方面的优势，在这事上根本就不想保密。
在四月份的战争爆发的同时，他就让人以黄克的名义，在国际上发表了一大堆和半导体、晶体管制造有关的论文，瞬间引发轰动。一下子让黄克这个“头号中共间谍”，成了“科技名人”。
在斯大林和中共联手为黄克伪造和对外公开的身份档案里，黄克是苏联莫斯科大学提前毕业的高材生，半导体研究才是他的专业，去中国当间谍，纯粹只是“意外”，科研才是他的主业――这一点有其早期在交通大学短暂地讲学经历和著名的“黄克两百道”为证。
而另一个把黄克推上诺贝尔物理学奖神坛的人，却是黄克的老朋友皮埃尔.杜邦先生。这个精明而贪婪的资本家，在尝到了链霉素收割的大甜头后，得知黄克和艾琳娜这对情侣又弄出了“革命性”的发明，他第一时间就想到：又一个可大炒作，在股市上大收割的机会来了。
六月份的时候，皮埃尔.杜邦就飞到莫斯科，找上斯大林，谈判晶体管技术转移的话题。和链霉素的情况相同，苏联这时也是面临空有制造理论，却无法解决大规模量产半导材料的生产问题。现在制造的晶体管的核心材料全是大黄克从21世纪传送过来的――放在这个时代，其实就算是再过二十年也不一定能造出那些东西。
当时黄克很有良心地对杜邦说：“这东西我们只掌握了试验室小批量生产的技术，离工业化量产还是有些距离的。”
但是，已经尝过金融收割甜头的老杜邦哪里会信他的话，哈哈大笑地摇头道：“这不重要，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全新的卖点和可以金融炒作的大题材啊！”
当晚，地球上最黑心的资本家，和地球上资本家眼中最大的死敌头目，又一次地在克林姆林宫里碰杯，微笑，彼此都非常地开心。此情此景，让黄克不仅想起来了未来大胡子和小胡子间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那一幕。
“好吧，在这事上我也有份，真香........”
事后，他向斯大林和艾琳娜叹息道：“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极限！发展到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后，大资本家们发现，老老实实干活挣的钱，哪里比得上玩金融魔术大收割来得快捷。未来的美国，就是象杜邦这般，在享受金融魔术收割的快乐中，在短短地二十年内，就由世界第一看谁全是弱鸡的顶尖强国，堕落成了去工业化严重，连造金门大桥的特种钢材都要向外国进口的不堪。”
而斯大林则答道：“未来我会把这件事，记入教材里，让苏联下一代们知晓的。”
两天后，皮埃尔杜邦开心地离去，然后安排人脉，动用关系，继续炒作晶体管这话题，硬是把晶体管吹成了开启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大门的神物――在这事上，他倒是没有吹错。
虽然这个时期，制造晶体管材料的设备连影子都没有，但是在黄克告知可以一次性提供上百公斤的现成的晶体管材料，足够造出上亿只晶体管后，老杜邦立刻就在美国拉了一伙人，建了个皮包工厂，宣称这是引进了苏联的技术，在美国建造的晶体管工厂。
――但实际上这家工厂就象苏联的工厂一般，两年内暂时只能靠黄克提供的核心材料“手搓”生产晶体管。
接下来的发生的事，就是上次链霉素炒作的重演：炒作该题材，建造“假”工厂，然后向社会融资上市.......又一波金融大收割开始了。为了配合炒作，第一批用晶体管制造的收音机，也会在今年的圣诞节在美国上市。
作为这笔肮脏的收割计划的参予者，中国和苏联都跟着美国财团分了一杯羹：苏联得到了更多的“美国不良资产”转移作为补偿，中共方面从“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手上拿到了大量的“抗战捐助”，三家是皆大欢喜。
这个时期的西方世界，是非常歧视华人的。历史上晶体管的发明者确实也获得了诺贝尔奖，但他们是白人。艾琳娜能获奖，也是因为她是金发碧眼的“纯血白人”的外貌方能轻易获得认同。
黄克本来没有这么容易获奖的，但是为了把未来的股价炒得更高，在美国财团的暗中推手下，以黄克为首的所谓苏联半导体试验室，轻松地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而身在莫斯科的黄克，这时也收到了欧洲许多国家科学院发来的演讲邀请。
和另一个名字同样带克的陈姓同行不同，小黄克在这事上还有一些节操，对于自己这种“抄袭得奖”很不好意思，但是斯大林却告诉他：“这是你应得的也是必须的。社会主义阵营要体现出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制度上，思想上，科研上，军事上，每一样都要竞争的。另一个时空，我们所以失败，很多原因就是在这些软实力的地方输了。”
黄克在莫斯科的时候，只要有空，斯大林都把他叫去聊天，细细地询问冷战时美苏对抗期间发生的那些事。聊得多了，他也渐渐弄明白苏联的解体，并不仅仅只是戈地图一个人的责任，也弄清楚了苏联输在哪。
“就象日本会被我们耗死一般，苏联也是被慢慢耗死的。不光是经济对抗上输了，思想对抗，文化对抗上，更是一败涂地。”
克林姆林宫里，两人谈起这个话题时，黄克则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我们把诺贝尔奖看得太神圣，本身就输了，因为这等于我们认同资本国家建立的“标准体系”。在未来，诺贝尔奖也越来越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操纵意识形态的工具。这东西，短期内是可以提高民族自信心，但是冷战对抗开始后，资本主义世界也会慢慢地意识到他的作用，并暗作手脚，毕竟他们才是裁判。”
关于这个国际舆论话语权问题，斯大林和黄克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这种事情其实都是“阳谋”，两人虽然头痛却无可奈何。
不管怎么说，黄克一个中国人拿到诺贝尔奖，还是共产党员的身份，在共产国际内部引发了不小轰动。未来的几天里黄克收到了各国同志发来的各种贺电贺信。
但黄克拿到诺贝尔奖的开心，只维持到了八月二十六日。
这一天，他在莫斯科收到电报，日军驻淞沪的第二师团驻地遭遇“不明炸弹袭击”，多名日本浪人被炸身亡。
第二师团借口搜捕凶手，要求进入附近的国民党控制区，而后与当地守军发生军事冲突。
淞沪会战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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