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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凶手离开的路线上，我们找到了七八滴连续的滴落状血迹，非常新鲜，但是离楼房很远。
“为什么血迹这么孤立？”赵法医问。
“我觉得吧，”我说，“可能是凶手离开楼道的时候，捂住了自己的伤口，走到这里的时候，捂住伤口的手松开了，所以伤口会继续往下滴血。不要满足，要继续找。”
果然，用同样的办法，我们在杨风家的楼道里发现了几小滴血迹，这几滴血迹在杨风留下的大滴大滴的血迹旁，虽然不起眼，但还是被我们发现了。
“这个也很可疑。”我说，“提取，赶紧做dna。”
dna检验很快开始进行，与此同时，我和赵法医仍在坚持不懈地寻找可疑的血迹。夏季的烈日很快烤得我们汗如雨下，但我们一刻也没停，一直找到下午时分，才惋惜地发现，的确再没有其他可疑的血迹了。
但是之前找到的这几滴血的dna检验结果一出来，还是让我们彻底兴奋了。
这几滴血不属于任何一位死者，而是属于一个陌生的男性。
“永哥，走！”我眉飞色舞地喊道，“我们马上去专案组！”
在专案会上，我把之前通过现场勘查、尸体检验得出的几点推断逐一阐述，并且说明了理由。我信心满满地说完了全部的依据，并没有迎来想象中雷动的掌声，反而是一片冷场。
专案组成员一个个瞪着眼睛看着我，好像彻底被我的推理给绕晕了，似乎有些异议，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反驳。这诡异的气氛直到dna室的阮主任冲进了会议室才被打破。
阮主任眉飞色舞地说：“并上了！”
专案组成员的注意力全部被阮主任吸引了过去。许支队急忙问道：“身份清楚吗？”
这就是法医的悲剧。法医累死累活地干一整天，绞尽脑汁地推断，还不如dna实验室的一次串并。我经常说法医是“我猜我猜我猜猜猜”，其他的刑事技术都是看到仪器出什么结果，就下什么鉴定结论。只有法医和痕检两个专业是要凭着经验和主观认识拼了命地推断、推理、猜测。猜对了还好，一旦猜错了，名声可能就此臭了。很多领导在意的是dna结果有没有做出来，而对法医辛辛苦苦在现场和尸体上提取dna检材的过程并不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