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那心灵的眼睛一定急速地浮现起“解放”的一幕幕场景。谁在他家乡韶山的农舍升起红旗?长沙《大公报》是怎样辩论的?人民解放军经过龟山和蛇山攻克武汉时的情景又如何
解放很快就成了过去的回忆。“中国共产党掌权”对世界的“解放”具有崭新的意义。毛泽东为中国人民卸去脊梁上因袭的负担做出了巨大贡献，以后的评价就要看他在办公室里会为中国做些什么。
“是这些破衣烂衫的泥腿子改变北平，”毛泽东在取得政权时也在沉思，“还是北平改变泥腿子?”
1949年5月，表明是新中国新闻处起草的社论以上海解放的名义发表了，毛泽东亲笔加写了一句:“外国政府必须从过去制定对中国外交事务的错误政策中吸取教训，对中国人民采取友好政策。”是年中，毛泽东派遣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去上海送一封专信给宋庆龄。作为孙中山的遗婿她被邀请北上北京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写于6月19日的信谦逊而恭敬。两周之内，宋庆龄于7月1日对毛泽东发出悦耳之言，祝贺共产党人“从泥腿子成为最高领导”，并祝贺他们“英雄的长征”。得到宋庆龄的评价，毛泽东说:“邓颖超代表党中央出色地完成了上海之行的任务。”
也许1949年这一年真的是毛泽东的生涯中的分水岭—一种民主比他性格的二重性更为重要—因此之故，那与之俱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现在便等着他。所以，“革命的理想主义”是在“政治的现实主义”的控制之下。不过，往后的年头基本上与这些任务相反。毛泽东总是经常反对他自己。奋起而斗:“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毛泽东下了一道批示。于是政府不顾繁忙的公务，决定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毛泽东为之题写了碑文，他以常见的纪念战争英雄的风格写道:“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碑文首先向“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致敬;接着的第二段颂扬了“三十年以来”的斗争。
毛泽东感谢那些“一千八百四十年的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雄们……，，最有意思的还有第三段:毛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
毛泽东把鸦片战争作为革命的起点，他想到的不仅仅是3年的反蒋，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30多年的历史，而且想到了中国百多年来屈辱的历史。
共产党的时代不是历史长河中一个孤立的片段，而是整个反帝斗争的高xdx潮。我想，任何一位毛泽东的同事都不可能写出这样的碑文。镌刻着毛泽东所书碑文的花岗石纪念碑，屹立在占地98英亩的坦荡荡的天安门广场，成为毛泽东为中国历史篇章留下的证言。
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回忆起他学生时代崇拜的英雄康有为—他曾在1911年提出要康有为任总理。“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s7毛泽东找到了这条路。他以一个归复马克思主义者的口气说:“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
在这里，马克思主义被当作一种工具，用来实现像中国的山川一样古老的梦想。
康有为认识到了这个目标，毛泽东则实现了这个目标。毛泽东是跟马克思的，而康有为是尊孔夫子的。康有为相信，如果正确地去解读的话，现代社会生活的价值观在儒家的学说中能找到。毛泽东则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过去确实存在，但是在中国共产党之前，这一目标无法实现，因为他们没有找到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
莫斯科肯定感到震惊。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从它在欧洲体系中拿出来，移植到中国的土壤中，并给它一张中国的出生证。
毛泽东把西方还置于其自己的位置上。“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6]，他宣称，中国文化超过西方任何时期的文明。“艾奇逊之流”对于现代中国和现代世界的认识水平，毛泽东称之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普通战士的水平之下”
1949年中期，毛泽东有些焦虑地说:“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e]农村的日子伴随着扛枪的生活已经成为过去。现在摆在面前的是新的问题:编制预算，地区间的争端，军官们之间的斗争，官僚主义纷至沓来，以及随胜利而来的道德上的问题。
这段时间毛泽东的任务很明确。一些地区的残敌要肃清。还有“未解放”的地区台湾和海南岛—一个盛产香蕉、靠近越南而和风习习的岛屿，以及西藏。一些边疆地区还处于混乱状态—它们与新政府的关系不密切—这是殖民地时期留下的后遗症。
置斯大林的强调于不顾，毛泽东绝不打算触及香港，这只金鹅还可以给大陆下很多蛋，再说香港处在大陆的环抱之中。
生产力非得大大提高不可。中国处于战乱之中已有12年，而且多年前就处于半战争状态。工厂破败不堪;运输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简直是一个笑话;20世纪40年代后期，中国实际上还没有钢铁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