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采取的最激烈的对抗措施是他想利用组织手段来制止毛泽东，他试图召开一次中央全会来纠正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但是.1966年不是党的准则能起作用的时节。
毛泽东刚刚贴出自己的大字报，就发现事情有异。他也承认这一点。他可能喜欢这种混乱，他在1966年8月曾说要让这种混乱持续下去。然而，无论是他，还是其他任何人，都不希望因混乱造成伤一亡和破坏。
“运动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毛泽东在10月举行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上承认，“所以你们有怨言，也是难怪的。”
从1966年冬到1967年，“文化大革命”只是忙于应付那些出人意料的突变事件。毛泽东对这些事件无法预料，它犹如闪电劈树。1968年到来时，用军事术语来说，“文化大革命”已成了解围战。
毛泽东的变化越来越大，已成为反左派人士。1965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刚拉开序幕时，他意在反对那些“遇到新问题的老干部”(“走资派”的代用词)。
从1967年开始，“文化大革命”的下一阶段主要是反对年轻的政治捣乱分子(极左派的代用词)，他们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风向已变。尽管《人民口报》还在鼓动造反，但字里行间却是告诫学生要遵守法律和秩序。在1968年10月刘少奇被正式
根据流亡莫斯科的王明的回忆，毛泽东经常告诉他的同事，通过延安整风，他结交了“几个亲密的并肩战斗的战友”:刘少奇、陈伯达、胡乔末、高岗、陆定一、彭真和周扬。除高岗在50年代被打倒之外，其余的人都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
见王明发表在《蒙古消息报》上的文章，1974-06-1529免职之前，毛泽东的焦虑所在已由刘少奇的错误转向那些“红小鬼”的过失，他们打倒了刘少奇，要“立刻实行共产主义”。
这一转折点始于上海。上海几个好战的极左分子“夺了权”。
他们仿照1871年法国建立的乌托邦巴黎公社，宣布建立“上海公社”。毛泽东没有同意。
1967年2月，他召见了上海的两个“文化大革命”领导人:张春桥和姚文元。l刘张春桥原是报人，他的发迹全赖毛泽东一手提拔。长着娃娃脸的姚文元是御用宣传员，是他写了那篇《海瑞罢官》的剧评。
毛泽东几乎有点迫不及待，张、姚的飞机刚从上海起飞，他就不断地问自己的秘书飞机是否已经到达北京机场。伟大领袖亲自将这两位煽动暴乱者迎进他的总部。
他泼这两人的冷水。无政府主义一定要杜绝，他说，一个组织必须得有人负责。
上海的“左”派们引用了毛泽东在“五四”时期的言论。当年，年轻的毛泽东曾大声疾呼:“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毛泽东叫他们不要再引用那些话了。他自言自语地说，就连他自己也“记不清”当时是否讲了那些话。
至于“上海公社”，毛泽东断然否定。如果全国各城市都建立公社，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字是否也要改一下呢?其他国家会承认一个“中华人民公社”吗
张、姚回到上海，马上给已经白热化的“文化大革命”降温。上海公社只维持了19天。
毛泽东之所以转变态度，是因为他不满于“左”派们的宗派主义，他们擅长于“打倒”。但要建设时，只有成百上千搞上层建筑的人，没有一个砌砖工人。
空洞的口号到处泛滥，一个教条主义的琐碎分析会使普通人发狂。红卫兵变得越“左”，就越不会与他们认为不够“左”的人携手联合。
红卫兵愈演愈烈的派系争斗足以使基督教世界内部繁杂的教派纷争黯然失色。相比之下，各基督教派倒像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光是三省(湖南、湖北、广西)三市(北京、广州、上海)就有1417个分散的红卫兵组织。
在法国，革命吞噬着孩子；而在中国，是孩子几乎吞噬了革命。
毛泽东开始巡视中国，所见到的一切都使他忧心。红卫兵不仅仅在内部混战，而且组织起来同工人激战。在军队中也会听到许多不满言论。
毛泽东不满地对周恩来说:“中国像是分成了八百诸侯国。
毛泽东派了两个高级官员作为他的特使赶到武汉。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武汉的“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批判走资派引起很多人的不满。红卫兵并不像毛泽东所希望或相信的那样受欢迎。
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出来反对他们，武汉市一些大工厂的工人也组成了广大的阵线和他们对抗。
毛泽东的两位特使都是极左分子。本来他们南下是为了平息争斗，可是不到两天，他们自己险些被抓住。陈再道拘留了这两个人，而这两个人当时的官位都居于中国20名最高领导人之列。周恩来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在一月之内第二次飞赴武汉以说服释放这两位“左”派。毛泽东也秘密来到武汉。在一些指挥官的支持下，王力仍被扣留未放，但出于对毛泽东的崇拜，这些指挥官游过东湖来到毛泽东的客厅试图向毛诉说。但他们被抓了起来。毛泽东不赞成抓他们，传令要他们分坐两边，自己则坐在中间。林彪介人进来了。感到骚乱威胁毛泽东的安全，国防部直接下了一道命令要这位党的主席从武汉转移到上海的安全环境。毛泽东坚持不走—“我宁可被抓”—但最终离开了，这座城市中的属于他的“左”派和军队正在扎营准备战斗。这是毛泽东自1949年以来所未曾经历过的。
这一次武汉部队司令员失着了，周恩来亲自陪同他回到北京。然而，这位武汉的“军阀”还是赢了，毛泽东不得不承认解放军比极左分子更得人心。
武汉事件非但没有遏制反而增加了军队在中国政治中的力量。《人民日报》曾宣称解放军已开赴了“支左”前线。但是，无论在武汉还是在其他地方，解放军根本没有“支左”。
红卫兵指责外交部长陈毅，他们占领了他的外交部，向世界各地的中国驻外使馆发电并命令他们在外交工作中采取强硬姿态。这使得中国与柬埔寨、缅甸及其他一些友好国家的关系变得极为紧张。
周恩来自己也被监禁两天。“资产阶级的臭老板，善于玩弄反革命伎俩”，这是一个红卫兵组织给总理贴的标签。另一个红卫兵组织要批斗周恩来，据说毛泽东的回答是:“那好，我跟他站在一起挨斗。
为了在外交政策上作出新姿态，红卫兵冲进了英国代办处。
他们焚烧大使馆，辱骂那些惊恐的职员，并抓某些人的生殖器，让他们逐一在一张巨大的毛主席像前鞠躬。
毛泽东见造反派胡乱到这种地步，便加以制止。1967年秋，他频频谈到各派红卫兵要“大联合”，就像一年前他屡屡号召红卫兵要起来“造反”一样。当听到红卫兵攻击英国人的事件报告后，他抱怨说:“极左。”
陈毅向红卫兵承认:“我过去曾经多次反对过毛主席，今后也不敢保证不再反对他。要是在1966年，毛泽东是无法忍受这样的异己言论的。
陈毅讲得十分露骨:“马克思是德国人，于是德国产生了考茨基和伯恩施坦与他分庭抗礼，来修正他的学说；列宁是苏联人，苏联就出了赫鲁晓夫；毛主席是我们国家的人，肯定中国会出现一个人反对他，你们等着瞧吧。”
毛泽东没有也不能支持对陈毅的攻击。他看完陈毅的“黑话集”之后说:“此话不黑，口快心直。”
1967年下半年，毛泽东命令停止对陈毅的批斗，从此可以看出毛泽东正处在进退两难的困境。毛泽东说:“他体重已减轻了二十七斤，我不能让他那个样子去见外宾。
和刘少奇相比，陈毅是幸运的。当风暴袭击到陈毅时，毛泽东已不再热心于风暴，陈毅之所以被保驾是因为毛泽东需要从大乱走向大治。
1967年的夏天显得炎热而漫长。毛泽东离开了北京，把“文化大革命”中最棘手的一段时期留给周恩来去应付。他去了武汉，后又到上海住了四周，同时沿长江两岸巡视。行程中他新的路线形成了。
“你们不能用斗地主的方法来对待干部。”毛泽东在杭州说，他反对给犯错误的领导人戴高帽子。然而他挑动“左”派正是这样斗刘少奇的。“你们不能怀疑一切，也不能打倒一切。”他对武汉的同志讲，但他没有承认他不久以前所犯的正是这类错误。
经过反复思考后，毛泽东不再像两年前那样赞成造反有理了，他需要补救他的过失。他视察江西时说:“应该挽救那些能够挽救的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