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问题曾使毛泽东和尼克松在1972年走到一起，而在1975年却成了毛泽东和福特之间的障碍。在美国人看来，对中国的开放本身就是一个结局，中美在亚洲的紧张关系已度过了危机;与中国的缓和同样是与苏联的缓和。
从毛泽东的观点看，这一策略的落实有赖实力而不是和平。
他从中国的立场出发，认为中美应并肩反对苏联的全球霸权主义，因为遏制苏联“霸权”的工作不是中国单方面能胜任的。
由于有一件棘手的事，这次最高级会谈失败了。福特出于本国政治的考虑不改变对台湾问题—关于正常化的主要障碍—的立场。毛泽东也不停地批评美苏缓和，并向他的客人解释说缓和“只是使克里姆林宫受益”。悲剧在于双方这种战略上的分歧看不出有达成合作的迹象。
毛泽东以前也曾反对过缓和，那是在50年代后期，虽然方式不同，但理由是一样的。在那些日子里，他的朋友是苏联而不是美国。当时他认为缓和对苏联有害。到1975年，这两个超级大国置换了地位。
不过，从民族主义和长远的观点来看，毛泽东的战略是一致的。他不想让苏联和美国相互打仗，也不想让它们联合起来对付中国。他只希望它们相处得不那么安闲自得，以腾出时间使中国强大起来，并赶上它们中的任何一个—或者是两个。
在一系列令人痛苦的对话中，毛泽东对他的护士吴旭君说，他临死的时候不要她站在一旁，“我母亲未去世前，”他解释道，“我对她说，我不忍心看到她痛苦的表情。我要对她有个美好的印象。所以最终我在外未归。我母亲同意了。你能理解我为何不要你看到我临终么?”这护士伤心地说:“我们永远不会谈到死的问题。”可是毛泽东坚持要谈。
“我们生活在地球上吃了不少鱼，”他说，“我在世时吃鱼比较多，我死后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你就对鱼说:‘鱼儿呀，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他以沉思的口吻对有关他自己的葬礼向昊旭君作了这样一个合适的评论:“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死得好。从古到今，没有人不死。这是生物发展的法则。”毛泽东曾是一位激情青年，现在他是一位激情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