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剑锋问杜晓飞：“你有什么想法？”
杜晓飞说：“我建议，行动的目标不能太大，太大了会打草惊蛇，搞不好还会威胁到王强和他孩子的安全。”
郭剑锋点了点头说：“我同意。下周市裏召开人代会和政协会，我们的任务重呀，破不了案，我如何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交代？这两起案子表面上看是孤立的，但是，也有内在的联系，如果某一个方面有所突破，说不准就会由这个案子带出另一个案子。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性，仅仅是可能性而已。你们可以双管齐下，一边破案，一边摸清黑窝点，条件成熟，一举拿下。”
与此同时，老毕正在南郊一带挨个儿医药店盘问着有没有人买过伤疮药和消炎药。出了一家，来到另一家，店老板是一个大胖子，他一边用牙签剔着大黄牙，一边没好气地说：“有呀，买消炎药的人多的是，他们不买我的药，我这店儿能开下去？真是笑话。”
老毕马上客气地递了一支烟过去，大胖子挥挥手说：“不抽不抽。我们当医生的比你们更懂得抽烟的害处。”
老毕知趣地收回烟说：“是的，你们当医生的比我们会保养得多。大夫，你别嫌我啰唆，我是说，有没有人买过治枪伤、刀伤或者外伤的药？”
胖子不耐烦地说：“我是卖药的，我怎么知道他们买去是治烫伤、枪伤还是治肛周炎、阴道炎的？”老毕一看胖子的这副德行，气不打一处来，但是，又不好发洩，只好出门，到另一家去问。
刘国权在家裏接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电话，这个电话是省委罗副书记打来的。罗副书记说：“国权，我是罗正业，你现在在干什么？”
刘国权激动地说：“罗书记好。这会儿我正没事儿翻着当天的报纸。”
罗副书记这才说：“噢，我看到了省委的内参，报道你拒收贿赂十万元。很好，做得很好！”
刘国权一听，头皮子一阵发麻，他不知道罗副书记说得很好是什么意思，是真的好，还是闯下了什么大祸？他越说很好，他的心裏越发虚，紧张得直冒虚汗，嘴裏却不知道说什么是好，直到罗副书记有了下文，他悬着的一颗心总算落到了实处。罗副书记说：“当领导干部的就得有政治头脑，不该收的一分都不能收。在这一点上我看你很成熟，做得很到位。看了内参我真高兴，你这样一做，大大减轻了我的工作难度。下午，开省委常委会，讨论了你们边阳市市政府的班子，你被确定为下一届的市长候选人了。你估计边阳那边不会在选举上出现问题吧？”
刘国权听完，激动得声音都有点发颤了：“谢谢罗书记的关心，这都是您一手栽培的结果。在边阳，我估计不会出现漏子的，请罗书记放心好了。”
罗副书记说：“光估计不行，必须要有足够的把握。你觉得哪些地方是薄弱环节，可以多做做工作嘛！”
刘国权说：“谢谢罗书记的指点，我明白了。”
罗副书记说：“这就好，这就好。”说完便挂了电话。
刘国权握着电话久久不肯松手。
刘国权终于在边阳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三次会议上，以绝对优势的选票当选为边阳市市长。多年的梦想在一剎那成为现实时，刘国权激动得差点儿热泪盈眶。是的，他没有理由不激动。在副市长的岗位上他一干就是八年。八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也许是一剎那，可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却有几个八年？八年前，当他被人民代表投票选举为边阳市副市长时，他才三十五岁。三十五岁，正是风华正茂、血气方刚的时候，那时，他就下定决心要为党为人民多作贡献，以此来报答边阳人民对他的寄托与厚望。五年来，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工作着，满以为凭着他的业绩、凭着他的能力在下一届当上市长，从而使他的许多想法、许多抱负能够在更大的平臺上得以实施。然而，他错了。高中信因为上面有人，从省城下来还是一个小处长，在边阳当了两年半副书记，下面的工作还没有摸透，就一跃成了边阳市的市长。他虽说成了常务副市长，但是，还得服服帖帖地跟着他转，还得听他的瞎指挥。你如果稍有不满，或者持相反的意见，他就会把你当做异己分子来排挤你，他就会把你搞得声名狼藉，让你无法待下去。现实社会就这么残酷。这种社会的不公正，用人上的长官意志，造成了对正直善良者的严重伤害，也导致了他心灵上的失衡。于是，他的思想开始慢慢地变了，也开始在上面寻找靠山了。
就在他的思想慢慢变化的过程中，他才更加清晰明了地认识到，问题根源不仅仅错在社会，而是错在人们的灵魂。自他当了常务副市长，进了市委常委班子，有了资格在干部的任用和提拔中参与他的意见和建议时，他才发现，人的灵魂是那么的顽固不化。你虽说极力地想做到任人唯贤公正客观，但是，你对客体的认知能力的局限，又无法做到公正客观。如果这个人很有能力、很有水平，但是，你不认识他、不了解他，甚至还没有听说过他，你能提拔他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而你熟悉了解白发祥，觉得他对你不错，觉得提上他对你有用，所以你才提拔了他。道理其实就这么简单。以此类推，小到某一个单位，大到市一级，甚至省一级，掌权者的心理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他们亲疏关系不同，这就决定了所提拔的对象也有所不同。
所以，他没有理由不在上面寻找一位赏识他的领导。他当然知道，要想让上级领导赏识你，你没有实际行动是不行的，而实际行动的体现，又必须要靠实力来完成。这就好比一个生物链，断了其中的一环，你都会寸步难行。于是，他便开始广泛地结交朋友，有政界的，有商界的，有上级也有下级，有男的也有女的。于是，于又川成了他的铁哥们儿，周怡成了他的红颜知己，白发祥成了他忠心耿耿的死党，罗正业成了他的政治靠山。于是，他才有了今天，才当上了边阳市人民政府的市长。
选举那天结束后，大会会务组以他的名义宴请了与会的所有代表、列席代表。会务组安排让新市长为各桌的代表敬酒，他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每到一桌，他看到的是一张张笑脸，听到的是一片片祝贺，他没有理由不高兴，没有理由不同各位代表们碰一杯。一桌一杯，几十桌下来，他已喝大了，但是，他高兴，他是前所未有的高兴。在敬酒的过程中，他始终没有见到向副书记。他问秘书长，秘书长说向副书记好像说家裏来了客人，没有参加晚上的宴会。他会心地笑了一下。这是官场中逃避某一件自己不想参与的事的最好托词。他可以理解，完全可以理解向副书记的这种心情，要是今天当选的是向副书记，说不准他刘国权也会到家裏去陪所谓的客人。“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自然法则就是这么残酷无情，谁也奈何不得。
回到家裏，他醉得一塌糊涂。
他的夫人田菊花给他沏了一杯浓茶让他解酒，他把茶杯一推说：“我成市长了，你知道不知道？”田菊花说：“你喝多了。”他说：“在边阳市，我再也用不着看谁的脸色了……他们……他们却要看我的脸色，都要听我的。我……我……我是边阳市的市长，是市长……你懂吗？”
刘国权上任不久，很快就着手召开了沈阳路步行一条街的招标会，将这个上亿元的工程交到了于又川的手裏。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似乎是一种普遍现象。探究这些新官们的心理，也无非是常人所共有的一种心态，就是要干出一些与前任领导不同的新成绩来，以此证明自己的能力和水平，来实现他的人生抱负与理想，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刘国权也不例外，也想漂漂亮亮地干几件事，以此证明他的能力，赢得社会对他的尊重。他干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加快步行街的修建。这是一件于公于私都非常有利的事，于公，这是一件政绩工程，是被市政府列为近三年要干的十件大事的其中一件，他必须要抓紧抓好，抓出个样子来，对上对下都好有个交代。于私，他终于了却了一桩心愿，还了于又川一个人情。在还没正式上任之前，于又川就急于得到这个工程。于又川的意思他非常明白，怕着手晚了他万一当不上市长，工程就不一定能落到他于又川的手上。而他却觉得这个工程太抢眼，怕着手太早了引起不好的舆论，影响到他当选市长。这其中就存在着一个政治判断的问题。万一他可能要失去当市长的机会，他就会赶在开人代会之前，孤註一掷，也要把这个工程交给于又川。当他与于又川进行了一次彻底的交心之后，于又川终于被他说服了。现在，通过很平稳的方式把工程交到了于又川的手中，对于又川好，对他也好。
“这一次多亏你了，给了我一个展示建筑才能的机会。”于又川在宴请酒会完了之后，在桑拿中心的贵宾间裏对刘国权说。
“机会是给你了，但是，工程质量你可一定要保证。”刘国权说，“我们朋友是朋友，工作是工作，这个工程是你们长青集团公司的形象工程，也是我们边阳市的形象工程。搞好了谁的脸上都有光，搞砸了，你我可就成了千古罪人，永远会被钉在边阳历史的耻辱柱上。”
于又川说：“你尽管放心好了。我是个商人，商人是以利益最大化作为他追求的目标。但是，在这个工程上，我是把社会效益作为我的追求目标。搞了这么多年的建筑，至少我也应该在我的年轮上留下一个标志，这个标志就是我梦寐以求的沈阳路步行一条街。我要把它当成我的一部作品去完成。它虽然无法同上海的南京路、北京的王府井大街媲美，但它至少要在我们边阳独树一帜。要说我的追求，这就是我的追求。”
刘国权说：“好，你有这个想法我就放心了。如果时光推到几十年或者上百年之后，行走在沈阳路一条街上的人们一旦谈论起这条街，就会交口称讚说，这是一位名叫于又川的建筑商完成的杰作。如果能这样，比你得到什么都强。”
于又川说：“不，准确地说法应该是，在边阳的历史上，曾经产生过一个好市长，为老百姓办了不少实事，沈阳路一条街就是他在任时修建的。他的名字叫刘国权。”
刘国权高兴地端起茶碗象征性地跟他碰了一下说：“以茶代酒，让我们共同的梦想成为历史的现实。”
喝了一口茶，刘国权兴致勃勃地说：“又川，你知道我为什么愿意认你为兄弟吗？”
于又川笑了一下说：“不知道。你说呢？”
刘国权说：“我很欣赏你身上不是商人的那些东西。”
于又川笑了一下说：“那说明我还不是一个成功的商人。”
刘国权说：“不，你的成功恰巧就是多了商人之外的那些东西。”
说到这裏，两人不觉会心一笑。
刘国权说：“还有一件事，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于又川说：“是周怡？”
刘国权说：“你是怎么看的？”
于又川说：“周怡向我谈过她的想法，我觉得不错。她是一个很有思想的女孩，聪明而又有胆略，有独当一面的能力。如果让她单独办个公司，肯定能成功。”
刘国权说：“那就让她办个公司吧，也算我给了她一个交代。”
于又川说：“只要你同意，别的事儿你就别管了，一切交给我，我知道该怎么办。”
刘国权说：“那就多谢了。你知道，这种事儿，我出面不好，只好烦劳兄弟了。所花费用，先记到我的名下，过后给你付清。”
于又川笑着说：“大哥，你说这样的话就不怕伤了兄弟之间的和气？”
刘国权大笑着挥挥手说：“好了，不说了，不说了。”
老毕接到田七的电话是晚上八点半。
田七在电话中告诉老毕，说他刚刚发现了一点线索。老毕说什么线索？快说！田七说有没有奖赏？没有奖赏我就不说了。老毕气得大骂道，你小子真是个财迷，你快说，看有没有价值，有价值了才有奖赏。田七这才说，刚才我在南郊的一个私人诊所裏看到有个人正在胳膊上换药，好像是胳膊上受了伤，我不知道你找的人是不是他？老毕说那个诊所叫什么名字？在南郊的什么地方？田七说，叫什么名字我记不得了，很偏僻。电话中我也说不清楚。老毕说，你在什么地方？现在就带我去。田七说，就这会儿？我饭还没吃呢。老毕说，少啰唆，你先带我去找那个地方，完了我请你吃。田七这才说，好吧，我在南关小十字路口等你，真够麻烦的。
老毕收起手机就要走，他的老婆在后面说，早点回来，不要太晚了。老毕不耐烦地说，你唠叨个啥？我又死不了。他老婆气得又叨叨起来，乌鸦嘴，你就不能说一句人话？
老毕出了门，本想给宋杰打个电话告诉他，又考虑等把情况落实清楚了再告诉他也不迟，免得放了空炮，让宋杰认为我办事不老到。为了赶时间，他打的飞速向南关小十子路口赶去。
到南关小十字路口，田七果然等在那裏。车刚一停，老毕招了招手，田七迅速跳上了车。老毕说，什么地方？田七说，继续向前，然后拐过旧货市场，再向左。走吧走吧，说起来挺麻烦的，走到需要拐弯的地方，我随时指路。嗳，毕警官，我真的还没吃饭，现在还饿着肚子。老毕说，好好好，完了我请你的客还不行吗？我问你，你是怎么发现他的？田七说，不瞒你说，我的一个哥们儿在南郊被人打了，受了一点皮外伤，就近把他送到了附近的那家私人诊所裏去包扎。我们进了诊所却没有大夫，就到裏边的病房裏去找。我刚推开一间病房，嘿！看到大夫正给一个人在胳膊上敷药。那个人看见我好像怔了一下，马上又恢覆了平静。我看他有些面熟，可就是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也不知道你找的人是不是他。老毕说，那人在几号房间？田七说，那是一个小四合院，好像没有门牌号。进了走廊一直朝裏走，到了顶头就是。老毕说，有没有后门？田七说，这我哪儿留意了，好像没有。
车到岔路口，田七说，向左向左，拐过这个弯儿再向右。老毕说，你註意盯好路，别走错了。田七说没问题，这一带我熟悉得很。过了一会儿，田七又说，毕警官，我把你带到门口你自己看去，我就不陪你去了。老毕说为什么？田七说，我得防着点，倘若那个人果真是你要找的，他肯定会记恨我，没准儿哪一天把他放出来，他来报覆我怎么办？老毕说，你小子可够滑的。行，你在外头等我。
车拐进一个小巷中，田七说，你看，前面不是有个臺球案子吗？过了臺球案子就到了。车刚一停，老毕就把钱付给了司机。司机说，还要我等吗？老毕说，不用了。
老毕进了诊所，一看果然是个四合小院。他按照田七说的进了走廊，准备朝裏走，却忽然看见长青集团公司的副总左子中带着两个随从正从顶头的病房裏出来，有个胳膊上兜着绷带的人出门刚要送，却被左子中挡了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