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市，华强北，科软公司办公室。
韩栋放下电话，转过身。
办公室里，李辉坐在对面的折叠椅上，手里攥着一支铅笔，笔杆已经被他无意识地咬出了牙印。
周志刚靠在窗边，搪瓷茶缸里的水早凉了。
陆佳杰蹲在墙角，面前摊着一张电路原理图，但眼睛一直看着韩栋。
“韩总，对方真的会用商业秘密这个理由来挡勘验？”李辉问。
“挡不住。”韩栋坐回桌前。
“但科赫不需要挡住，他需要的是把庭审时间消耗在程序争议上。
方国良在证人席上每多说一分钟，我们展示复现实验报告的时间就少一分钟。”
韩栋看向桌上的材料。
陆佳杰整理的复现实验报告，高速摄像机录像带的VHS副本，逻辑分析仪的波形打印件，东莞公证处的见证书。
所有东西整整齐齐地排列在桌面上。
“陆佳杰。”韩栋叫了一声。
“在。”陆佳杰站起来。
“明天你不上法庭。”
陆佳杰一愣。
“韩总，复现实验是我做的，如果法官要问技术细节……”
“正因为实验是你做的，你才不能上庭。”韩栋打断他。
“科赫的异议书里写得很清楚，你是启航的在册员工，与原告存在利害关系。
你坐在法庭上，就是在验证科赫的论点。”
陆佳杰点了点头，没有反驳。
“你明天早上六点到陶建华的工厂。”韩栋的指令精确到小时。
“把那台五轴加工中心的S-1500主控板拆下来，换上备用的盘古TCC-1000。
两套系统的切换必须在七点半之前完成。”
“这是干什么？”李辉没听明白。
“现场勘验如果被批准，法官到了车间，我需要让他亲眼看到两组对比。”
韩栋的手指在桌面上划了两条平行线。
“第一组，西门子原装控制器运行时，触发隐藏代码，加工出废品。
第二组，换装盘古控制器后，同一台机床、同一把刀、同一块毛坯件，加工出合格产品。”
“同一个车间温度，同一个操作工人。”韩栋看了一眼窗外的夜色。
“科赫用气象数据和刀具磨损来混淆因果关系。
我用最原始的方法，A/B对比测试，把他所有的物理变量全部锁死。
温度一样，刀具一样，材料一样，人也一样。
唯一的变量就是控制器。”
“出废品还是出合格品，法官用肉眼就能判断。”
李辉靠向椅背，长出了一口气。
他做了这么多年软件和网关，跟机床工业打了这么久的交道，他太清楚韩栋说的这种A/B对比意味着什么。
所有纸面上的争议，所有法律条文的角力，在一台机床面前都会变得苍白。
机器不说谎，金属不说谎。
切削出来的每一道刀痕，精度偏差是零点零几毫米，还是零点一毫米，量出来就是铁证。
“佳杰，你带上两套完整的系统切换工具，包括JTAG烧录器和逻辑分析仪。
换好系统之后，预热运行三十分钟，确保盘古控制器在那台机床上的各项参数完全稳定。”
“明白韩总。”
陆佳杰弯腰收起地上的图纸，塞进帆布工具包。
“还有，给陶建华打个电话，让他今晚别喝酒，明天穿干净点的工作服，但不要穿西装。”韩栋补了一句。
“他是厂长，不是被告，穿工作服站在自己的车间里，天经地义。”
李辉拿起桌上的电话拨号。
韩栋站起身。
他走到窗前，看着华强北的夜景。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的深市，赛格广场还没有建起来，华强北的天际线远没有后来那么密集。
从七楼望下去，能看到下面街道上的流动摊贩正在收摊。
三轮车载着没卖完的电子元器件盒子，吱呀吱呀地驶过路灯下的阴影。
韩栋在玻璃窗上看到了自己的倒影，面部轮廓被夜色映得模糊。
他在心里默默过了一遍明天的牌面。
刘长安是本地律师，打过涉外产品责任案，庭审经验足够。
但科赫不是二流代理商，科赫是海德堡法学博士，二十三年重大诉讼胜率百分之九十一。
刘长安的优势在于，他熟悉莞市中院的审理风格，熟悉黄法官的思维习惯。
劣势在于他从来没有面对过这种级别的对手。
一个深谙国际商事诉讼规则，擅长用程序手段精准拆解证据链的跨国律师。
但科赫也有他的盲区。
科赫的全部攻防策略都建立在法庭这个封闭空间里。
法律条文、证据规则、举证责任分配，这些是科赫的主场。
他的每一招都在把争议往纸面上拉，往程序上拉，往抽象的法律概念上拉。
因为纸面上的争论，可以被高超的诉讼技巧扭曲。
但机器不能。
韩栋在玻璃窗上哈了一口气，在雾气消散之前，他用手指写了两个字。
现场。
同一时间，燕京，西直门外大街，西门子华夏大区总部二十二楼。
科赫坐在临时办公室的长桌前。
桌面上铺满了打印纸和手写笔记。
科赫的习惯是用A4纸做思维导图，每一个论点是一个节点，用红蓝双色铅笔标注攻击方向和防御预案。
此刻，整张桌面上的思维导图已经蔓延到了六张A4纸，用胶带拼接在一起。
赵明辉站在桌边，手里端着一杯速溶咖啡，不知道该不该递过去。
科赫在工作时极度厌恶被打断。
“赵先生。”科赫抬起头，金丝边眼镜滑到鼻尖上。
“方国良教授明天几点到东莞？”
“他坐今晚九点的京广快车，明早六点到广州，我安排了车从广州火车站直接接他去莞市中院，八点半之前到。”
“他的法庭陈述提纲最终版定了吗？”
“定了。”赵明辉从公文包里抽出三页纸递过去。
“一共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质疑ROM镜像提取的程序合规性，重点攻击机床工具工业协会的公函，不具备司法取证授权的法律效力。
第二部分质疑MD5校验值的排他性，理论上JTAG强行读取ROM，可能改变存储单元的电荷状态，导致校验值偏差。
第三部分总结性意见，建议合议庭将JX-95-1207号鉴定书作为参考材料而非定案依据。”
科赫拿过提纲，逐字审读。
两分钟后，他拿起红色铅笔，在第二部分的边缘画了一个问号。
“JTAG读取改变电荷状态这个论点，方教授有没有实验数据支撑？”
赵明辉迟疑了一下。
“他引用的是自己两年前发表的论文中的理论推导，实验数据貌似没有。”
科赫放下铅笔。
“告诉方教授，如果原告律师追问他有没有实验数据，他不要正面回答。
直接引述国际取证标准IOCE指南中，关于物理侵入式取证的警示条款。
把讨论拉回到标准规范层面，不要在有没有实验数据这个问题上纠缠。”
“明白。”赵明辉记下来。
科赫站起身，走到窗前。
燕京十二月的夜晚，西直门立交桥上偶尔驶过的出租车尾灯，在黑暗中划出两道红线。
科赫双手插在裤袋里，看着窗外的城市灯火。
他的脑子里正在跑一个概率模型。
证据异议书被法官全部采纳的概率，百分之二十。
部分采纳，即驳回复现报告但保留现场勘验，百分之三十五。
全部驳回异议，复现报告和现场勘验均被允许，百分之四十五。
一个训练有素的诉讼律师，永远需要为最坏情况做预案。
四十五。
将近一半的概率，法庭会允许原告在机床旁边做现场演示。
科赫缓缓转过身，走回桌前，拿起那支红蓝双色铅笔，在思维导图的最下方，又拼接上了第七张A4纸。
他在纸上写下一行德语，然后用中文在旁边标注了翻译。
“最坏情况预案。”
科赫的笔尖在纸面上停顿了三秒，然后写下第一行字。
“若法庭当庭确认因果关系成立，立即申请庭外和解谈判。”
“和解条件：赔偿金额可让步至原告索赔总额的百分之七十，但判决书主文中不得出现产品质量缺陷几个字。”
“若原告拒绝和解，申请延期审理，理由为被告需从慕尼黑总部调取补充技术材料。
用延期时间争取接触其他八家原告，逐一谈判个别和解，拆散集体诉讼阵营。”
科赫写完，放下铅笔。
他看着这三行字，沉默了很久。
二十三年来，他只写过两次最坏情况预案。
第一次是在九一年，替西门子在美国德州应对一起数控设备专利侵权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