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是明王朝的腹心地区，也是当时社会矛盾最尖锐的地方之一。
大明王朝在这一省里分封了七个藩王，大半的良田沃土都落入藩王手中。
加上官僚地主的巧取豪夺，造成了土地高度集中，自耕农已经越来越少，绝大部分都是佃农。
崇祯年又是多事之秋，频繁的军队调动、官差的往来，更使河南这块四通八达之地首当其冲。
连年的大旱、蝗灾，河南赤地千里。
而大明朝廷和地方官僚在这大荒之年，仍然毫不放松追逼钱粮。
明末河南百姓承受的赋税、差役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河内县知县王汉在《灾伤图序》中述说了这一情景：
怀庆六邑、地窄而粮重，未有如河内之甚者也。
除正粮九方石之外，今又为辽饷，为均输，为练饷，共计增银至二万四千二百余金。
其千里担簦转输，则又有解京阔布之役，胖袄盔甲之役，山西盐课之役，小滩八千石漕米之役，毛田、关阳打冰防河之役。
故民终岁未有父母妻子之乐，而无日不办公税。
河内之赋之重，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
挣扎于死亡线上的草民，如果不想在饥寒中熬死，只有两条出路。
要么逃荒远离，要么就造反起义。
农民穷得要死，不得不起义，而大明中枢却还见不到钱，那这些钱都去了哪里？
《万历十五年》曾记载，‘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
国家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大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
也就是说，“税重民穷”引起农民揭竿而起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真正受益是那些地方的大地主、乡宦，大部分的钱都进入了他们的腰包。
这就是为什么明崇祯皇帝一直不理解，国家的税收不高，户部一直见不到钱，而老百姓为什么要造反？
这里就要提到，崇祯初年的河南“四大凶”。
所谓河南“四大凶”就是当时的四大乡宦豪强，分别是睢州褚太初、宁陵苗思顺、虞城范良彦、南阳曹某。
河南“四大凶”都是土地千顷、佃户几千人，武装家丁护院各有数百，绝对的土霸王。
郑廉在《豫变纪略》中记载：“是时，中州鼎盛，缙绅之家率以田庐仆从相雄长，田之多者千余顷，即少亦不下五七百顷。就四家论，曹褚为上，苗范次之。”
这四大凶横行乡里，势力之大，甚至官府都不敢得罪他们。
家中豢养千余奴仆，这些奴仆经常横行州府，在与别人谈话之时，一旦被惹怒就要杀人。
甚至还强取别人家的田宅，强娶别人家的女人，这样的事情不知做了多少。
然而，这些被欺负的庶民，却不敢多说一句话。
官府知道了也不敢去问一问这些豪强。河南四大凶，在地方上肆无忌惮，已经凌驾于县衙的权力之上。
河南连续多次的大旱之年，藩王或大户豪强的田地灌溉设施完备，靠近水源地的才能有些收获。
其他不具备实力的自耕农，已经彻底绝望，只能背上不多的粮食，拖家带口的大量的逃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