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赵？”
他问手还在流血的男人。那人的额角青筋乱跳，面孔头一次有了清醒的征兆。“啊……”
他又扭过头来看了我和夏皆一眼，目光里不夹杂主观色彩，夏皆拍拍我，让我回阁楼上去。我从地上捡起散落的文具书本，忽然一群人冲进来按住了那个姓赵的人，我吓得缩了一下手，把作业本从一个人的皮鞋下面抽出来，封皮被踩了半个脚印，他也在这时蹲下来，手里拎着我灰色的书包，一根肩带空空的摇曳着。
他的眼神不让我走。
“你多大？”他笑着问我，手臂横搭在膝上，嘴巴咧开一点笑的缝隙。
“十岁。”我说。
“小小年纪就知道保护你妈，有出息啊。”他站起身，一只手按在我脑袋上，我发现大人们抚摸我的方式如出一辙，他手心很热，像声音一样温和。
然后他用那温润而上扬的声线对门外的人说，“给他塞后备箱里，别让他喊。”
那群人也用利落而谦恭的声音回答他，“是，叶哥。”
我猜他姓叶。
但我猜错了。
相当长久的一段时间里，我都没法正确的叫出那个人的名字，他没再来过这里，我也再没见过那身和此地格格不入的黑色制服。妈妈叫他房东先生，这之上可能还有我无法理解的身份，他看上去比她还年轻几岁，不适合这个代表着地位的称呼。
我知道世界这么大，每个人却不能够全然公平的活着。我穿着不太合身的校服跑去学校，傍晚踢着石子回到家，尽量不问夏皆讨要我们可能买不起的玩具，即使我真的很想要。我见过早出晚归的清洁工夫妇，独自照顾残疾丈夫和小孩的女人，一年没有一天休息的面摊老板，他们从事着各种各样谈不上体面的工作，佝偻着身子在这脏兮兮的老街上卖力地向前爬行，有时候停下来，隔着高高的柜台呼唤我的名字，我就会停下写作业的笔，踩着小板凳探出身子招呼他们，从他们粗砺而皴裂的手中接过堪称奢侈的钱，给他们递去一瓶酸奶，一只苹果，一顿不好吃的快餐。当他们因为这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幸福展露笑容，那竭力表达的快乐和满足流露着苦涩的芬芳。
可他们经常在笑，很少哭泣。
因为是用最难看的姿态活着，我们会忘记痛苦，忘记骄傲，忘记羞耻。
——忘记这世上其实有我们触碰不到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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