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协会不同。协会是一个非营利的专业组织，它的唯一目标就是提升影视批评的质量和影响力。所以它会主动去推那些真正有见地的批评，而不是那些收了钱的软文。”
“而且，”他顿了顿，“协会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背书。当一个影评人拥有‘网络影视评论协会正式会员’的身份时，观众会知道，这个人不是水军，不是营销号，他的观点经过了同行的认可。这种公信力，是任何商业平台都给不了的。”
李司长沉默了很长时间。他靠在椅背上，目光盯着天花板，手指在扶手上轻轻敲击。
任夏也不急，端起茶杯慢慢喝着。
“你这个想法，”李司长终于开口，“很大胆。”
“但不激进。”任夏接过话，“美国有六十多个影评人协会，每个都有自己的运作模式。我们的模式可以借鉴他们的经验，但也要结合国内的实际情况。十万粉丝的门槛，同行评议的转正机制，会员大会的最高权力——这些都是可以调整的，但核心原则不能变。”
“什么核心原则？”
“去行政化，去官僚化，去商业化。”任夏一字一顿，“这个协会不能变成第二个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不能变成第二个中国电影影评人协会。它必须是一个真正由民间影评人组成、真正代表观众声音、真正对行业有影响力的专业组织。”
李司长看着他，眼神复杂。
“你知道你这个想法，得罪多少人吗？”
“知道。”任夏说，“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中国电影影评人协会，这两个组织的常务理事、理事，加起来上百号人。他们的权力基础是什么？就是对影评人这个身份的定义权。谁有资格当影评人，谁没有，他们说了算。”
“我这个协会一成立，十万粉丝就是门槛。那些只有几百个粉丝、全靠关系混进学会的‘影评人’，自动被排除在外。他们的权力基础就没了。”
“所以他们一定会反对。”李司长说。
“让他们反对。”任夏笑了笑，“观众站在哪边，他们说了不算。”
任夏这话说的斩钉截铁，他根本没想通过这个影评人协会掌握什么权力，因此非常干脆的把这个协会的组织架构去权力化，变成了一个影评人的培养平台。
培养十万，乃至于一百万名影评人，才是他的终极目标。
但凡国内有十万名真的能看懂电影，懂得影视批评的影评人，整个影视行业的生态将会大为改观。
如果这个数字扩大到一百万，整个影视行业的生态将会截然不同。
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
成立玉龙工作室的初心，他一直没有忘记。
李司长盯着他看了好几秒，然后突然笑了。
“你小子。”他摇了摇头，“行吧，你这个方案，我拿回去研究研究。”
从李司长办公室出来，已经是下午四点。
任夏回到公司，打开邮箱，最上面的邮件中，是郑若林从美国给他发回来的史料展览现场照片。
他给对方回了一个邮件，接过对方的电话却立刻打了过来。
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熬夜后的沙哑，但掩不住兴奋：“小任？你那边几点了？”
“下午四点。郑教授，您那边呢？”任夏问到。
“凌晨两点。”郑若林笑了，“刚忙完，还没来得及睡。”
“展览看起来很成功，辛苦了，郑教授。”
“对。”郑若林的声音一下子提了起来，“小任，成了，开门红。到今天为止，已经有十二家美国报纸发了关于这次展览的报道。虽然不是每家都上头版，但每一篇都提到了南京大屠杀，都提到了那些被掩盖的真相。”
郑若林深吸一口气，像是在整理思绪。电话那头传来纸张翻动的声音，然后是他沉稳的叙述。
“休斯顿纪事报、达拉斯晨报、奥斯汀美国政治家报、圣安东尼奥快报——这些是德克萨斯的本地媒体。然后是洛杉矶时报、芝加哥论坛报、波士顿环球报、华盛顿邮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迈阿密先驱报、西雅图时报、费城问询报。”
“福克斯新闻也来了一个摄制组，拍了一段三分钟的视频。标题叫‘金陵——被遗忘的东方奥斯维辛’。”
“最关键的是，美国其实对这场展览并不排斥，不管是新闻受众，还是现场观众，他们都并不排斥我们的展览，只是我们此前在媒体上的渠道被人为的掐断了，他们看不到相关的新闻和消息，所以才不了解。”
郑若林心中很兴奋，一口气说个滔滔不绝。
“有一个从奥斯汀开车过来的老太太，七十多岁了，头发全白了。她推着助步车，一步一步地在展厅里走。走到那张中华门外集体屠杀的照片前，她停下来了。那张照片上，尸体堆得像小山一样。她就那么看着，看了快半个小时。”
“还有一个年轻人，二十出头，脖子上戴着十字架。他站在那张被刺刀挑开的孕妇照片前，脸色白得像纸。他问我：‘这是日本人干的？’我说：是。他沉默了很久，然后说：‘我从小在教会学校长大，我只知道纳粹杀了六百万犹太人。从来没有人告诉我，日本人也杀了这么多人。’”
“他问我：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为什么我们的新闻从来不报道这些？”
“三天的展览过程中，我们总共迎接了七万多名参观者，收获了两万多条支持和鼓励的留言，还有人在问我们下一场展览的时间和地点。”
“除了第一天的展览有少数日裔想要搞破坏被赶走了，其他的时候，我们收获的只有支持。”
“辛苦了，郑教授。”
“份内之事，谈什么辛苦，我和你联系，就是想商量下，我们要不要趁热打铁，接着再多举办几场展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