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可以这么理解。”
“但我们的交易还没有完成。”任夏说，“展览只办了一场，福克斯给了一个三分钟的报道。三分钟。而您想要的是让整个好莱坞闭嘴。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对等吧？”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
“任先生，您要明白，让福克斯报道一个关于中国的展览，已经是我能做到的极限了。”
理查德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悦，“福克斯是右翼媒体，但它首先是美国媒体。美国媒体对美国观众负责。您的展览能上福克斯，是因为我们把它包装成了‘被遗忘的奥斯维辛’。如果下次您想让他们报道慰安妇，您觉得还能用同样的标题吗？”
“为什么不能？”任夏反问。
理查德愣了一下。
“慰安妇，本质上和南京大屠杀是同一件事。日本帝国在二战期间犯下的、至今未被清算的战争罪行。”
任夏的声音变得锋利，“韩国人已经在做了。尹美香的挺身会，每周三在日本驻韩使馆门口集会，坚持了二十多年。”
“她们在美国也有分支，在洛杉矶、在纽约、在华盛顿。您知道美国有多少韩裔吗？您知道韩裔在投票吗？”
“如果您能促成福克斯做一个关于慰安妇的专题，把日本和德国放在一起比较：德国人怎么处理战时性暴力，日本人又是怎么处理的。我保证，这个专题的收视率不会比您那些影评低。”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深呼吸。
“任先生，您很会谈判。”理查德的声音变得复杂起来，有欣赏，也有警惕，“但您要明白，我毕竟只是一个杂志社的主编，我不是福克斯的老板。我能影响他们，但不能指挥他们。”
“而且，您要我长期偏袒您这边的议题——这根本不现实。左翼媒体会抓住这一点往死里打，他们会说福克斯成了东方的传声筒。到那时候，不仅福克斯会退缩，连DJT都会被牵连。”
任夏没有反驳。他知道理查德说的是实情。
美国的政治正确是一张密不透风的网，任何被贴上“亲中”标签的人或机构，都会立刻丧失公信力。
“那您能承诺什么？”他问。
理查德想了想：“三个月。我可以承诺，在未来三个月内，右翼媒体对您的展览和相关议题的报道，保持一个相对客观中立的态度。福克斯那边，我也可以再争取一次专题报道的机会。但再多，就不现实了。”
三个月。任夏在心里盘算了一下。三个月足够郑若林再办两到三场展览，足够把“被遗忘的奥斯维辛”这个概念进一步固化，足够积累更多的媒体素材和公众关注。
三个月之后，DJT应该已经正式宣布参选了。
到那时候，右翼的议程会被选举完全占据，理查德就算想帮忙，也分身乏术。
“成交。”任夏说。
理查德明显松了口气，声音都轻快了几分：“那么，任先生，现在可以告诉我您的计划了吗？怎么分化好莱坞？”
任夏没有急着回答。他站起身，走到窗边，看着外面已经完全暗下来的天色。
“理查德先生，我先问您一个问题。”
“请说。”
“您觉得，好莱坞为什么是左翼的？”
理查德想了想：“因为演员和导演都是自由派。搞艺术的人，天生倾向左翼。”
“这是表象。”任夏说，“真正的原因是，好莱坞的商业模式决定了它的政治立场。您想分化好莱坞，不能靠讲道理。他们不是不懂道理，是他们的商业模式决定了他们必须站在左翼那边。您要分化他们，只有一个办法，用商业利益打动他们。”
“怎么打动？”
“拍电影。”任夏说，“拍能赚钱的电影。拍那些被左翼叙事压制、但实际上有巨大市场需求的电影。”
“拍出来，赚了钱，就会有人跟风。跟风的人多了，好莱坞的叙事就会自然分化。”
理查德沉默了几秒后开口，声音里带着一丝失望：“任先生，您说的这些，我当然想过。问题是，这样的电影在哪里？您知道一部能改变行业风向的电影有多难遇到吗？”
“《消失的爱人》那样的本子，十年才出一个。我们不能等十年。”
“不需要等。”任夏说，声音平静但笃定，“我手里就有。”
电话那头安静了。
“您有什么？”理查德的声音变了。
“我有几个本子。”任夏说，“题材不同，但都符合您的要求——能赚钱，能拿奖，同时能把左翼叙事拆解得干干净净。”
他停下来，让对方消化。
理查德的呼吸声从听筒里传来，比刚才粗重了不少。
“您......您是认真的？”
“我从不开玩笑。”
“那您为什么不自己拍？您有一部六亿票房的电影，为什么不继续拍？”
“因为我是中国人。”任夏说得很直白，“这些本子，必须用好莱坞的团队、用好莱坞的演员、用好莱坞的发行渠道，才能在美国产生最大的影响力。”
“当然，钱得我们一起赚。”
理查德沉默了很久。
“我需要看到剧本。”他终于开口，声音里带着压抑的急切，“您什么时候能给我？”
“等我下个月去美国。”任夏说，“到时候我们面谈。”
“为什么不能现在发给我？”
“因为信任需要时间建立。”任夏的语气平淡但坚定，“我们之间的合作才刚刚开始。我需要确认，您和您背后的人，值得我托付这些东西。”
这话说得很不客气。但理查德没有生气。
“您很谨慎。”他说。
“在这个世界上，不谨慎的人往往都会死的很早。”
理查德笑了，这次是真正的笑，带着一丝佩服：“任先生，我越来越欣赏您了。好吧，下个月，我等您来纽约。不过，在那之前，您至少可以给我一点提示吧？我需要给DTJ一个答复，而且在他宣布竞选之前，我们至少要有一个可以尝试的防线才行。”
任夏想了想，决定给对方一颗定心丸。
“理查德先生，您刚才说，分化好莱坞很难，因为整个产业链都被左翼控制着。我同意。但您有没有想过，不分化好莱坞，而是直接绕过它？”
“什么意思？”
“欧洲三大电影节。戛纳、威尼斯、柏林。这三个电影节，是好莱坞左翼叙事的重要源头。很多后来被好莱坞吸收的导演，都是在这三个电影节上被发掘的。这三个电影节的评审标准，直接影响了全球艺术电影的创作方向。”
他顿了顿。
“而这三个电影节，比好莱坞更左。它们是左翼电影理论的大本营，是‘作者论’‘新浪潮’‘政治现代主义’这些概念的策源地。好莱坞和三大电影节互为表里，是一个庞大的左翼阵营，我想这一点您应该并不否认吧？”
“您的观察很细致。”
理查德的声音变得专注起来：“您继续说。”
“如果您能摧毁这三个电影节的公信力，或者至少削弱它们的影响力，好莱坞左翼就会失去理论支撑。他们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到那时候，您不需要分化他们，他们会自己分化。”
“怎么摧毁？”
“从内部。”任夏说，“这三个电影节的评审机制，本身就是不透明的。谁当评委，谁定标准，谁有投票权，全是黑箱操作。”
“您只需要找几个拿了钱、但没拿奖的导演，让他们站出来说话。让他们讲一讲，戛纳的选片委员会是怎么暗示他们‘你的电影政治立场不够进步’的。让他们讲一讲，柏林的金熊奖是怎么在几个评委的私人饭局上被决定的。”
他停下来，让对方消化。
他不怕理查德猜出借刀杀人的心思，因为美国左翼和右翼之间积累的仇恨矛盾，已经远远超出了中美之间的矛盾。
对于许多右翼人士来说，反对中国是美国政府的事情，反对左翼才是他们当下最需要做的事情。
任夏相信，就算是理查德猜出了自己的心思，也会装作没猜出。
对于理查德这种极端右翼中的精英来说，如果能够削弱左翼的力量，他们几乎可以不择手段。
别的不说，DTJ二次上台后的第一件事是把美国国际开发署撤销了，就足以说明左右两翼在文化思想上面的割裂与矛盾。
果然，片刻的沉默后，理查德的声音变得兴奋起来：“这......这确实可行。我在欧洲有一些人脉，可以接触到那些被三大电影节冷落的导演。尤其是那些右翼的、保守派的导演，他们对三大电影节恨之入骨，只是不敢公开说。如果有人给他们一个平台——”
“他们就会像洪水一样涌出来。”任夏接过话，“到那时候，您不需要自己动手。那些被左翼压制了几十年的声音，会替您完成剩下的事。”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拍桌子的声音。
“任先生，您是个天才。”理查德的声音里带着毫不掩饰的兴奋，“这个思路比拍电影快得多，也便宜得多。拍一部电影要几千万美元，还要等两年。但这个，只需要几个记者、几个版面、几个愿意说话的导演。”
“但您不能只做这一件事。”任夏提醒他，“拆台和搭台要同时进行。一边拆三大电影节的台，一边搭自己的台。您需要一个自己的电影节，一个右翼的电影节。不需要一开始就对标戛纳，可以从小的做起。”
“比如说你们可以在犹他州，圣丹斯电影节的旁边，办一个‘美国价值电影节’。请那些被左翼电影节拒之门外的导演来参展。用福克斯宣传，用保守派基金会的钱做奖金。不出三年，它就会有自己的生态。”
理查德沉默了几秒，然后突然大笑起来。
“任先生，我真希望您是美国人。”他说，笑声里带着复杂的情绪，“如果您是美国人，您现在已经是DJT竞选团队的核心幕僚了。”
“虽然我不是。”任夏也笑了，但笑意没有到达眼底，“但理查德先生，我们这样的合作模式更灵活，不是吗？”
“各取所需。”理查德重复了一遍，语气变得郑重，“任先生，下个月，我等您来纽约。到时候，我们把这两件事——第一是您的剧本，第二是如何针对性地破坏欧洲三大电影节——好好聊透。”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挂断电话，任夏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窗外，BJ的夜色已经完全沉了下来。远处的高架桥上，车流像一条发光的河，缓缓流淌。这座城市在夜晚比白天更有活力，无数窗口亮着灯，无数人还在工作、在思考、在谋划。
他低头看了一眼桌上的那三条——“慰安妇”、“731”、“被遗忘的奥斯维辛”。然后拿起笔，在三条下面又加了一条：
“四、摧毁欧洲三大电影节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