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了好几个月，靠着团队运作和平台扶持，才勉强补回来。
这三层利益冲突加在一起，他和任夏之间，早就是你死我活的关系了。不是他把任夏踩下去，就是任夏把他彻底钉在耻辱柱上。没有中间地带。
所以，当这次针对任夏的质疑浪潮刚刚冒头的时候，高小松几乎是第一时间就响应了。
最开始只是一些零星的帖子，在天涯和豆瓣的角落里，质疑任夏的“爱国人设”是精心包装的商业行为。
高小松立刻让自己旗下的几个营销号跟进转发，把话题往“爱国是一门生意”的方向引。
然后是那篇《从影评人到资本家：任夏的财富密码》，他让人买了热搜，挂了整整六个小时。再然后是“体制内导演”的说法，也是他最先在圈内饭局上散布出去的。
效果比他预期的还要好。任夏的搜索指数在过去两周里下降了将近20%，虽然绝对值依然很高，但趋势是向下的。
网络上，也有人开始质疑“任导是不是真的变了”。
高小松原本打算再观察一阵，等热度再发酵发酵，再决定是不是亲自下场，但昨天下午的那次拜访，让他改变了主意。
来的人叫正木真由。
高小松认识她不是一天两天了。2009年他去日本参加一个文化交流活动，正木真由是日方接待团队的成员之一。
那时候她还在樱井良子身边做助理，但已经能看出来不是普通角色。
她的中文几乎听不出口音，对中国互联网的熟悉程度让高小松这个本土大V都自愧不如。
更关键的是她的分寸感，从不主动提敏感话题，从不让人感到压迫，所有的试探都藏在看似随意的闲聊里。
高小松当然知道她是什么人。能在樱井良子身边待那么多年，能被外务省派到中国来，正木真由的身份从来就不是什么秘密。
但他不在乎。或者说，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日本外务省每年在“对华文化传播”上的经费不是秘密，那些钱通过学术交流、媒体合作、文化基金、访问学者项目，流向了中国的大学、媒体、出版机构和文化名人。他高小松只是这条利益链上的一个节点。
昨天下午，正木真由一个人来的。没有带助理，没有坐使馆的车，穿着一件米色风衣，看起来就像一个普通的文化行业从业者。
她在高小松的书房里坐了四十分钟，喝了一杯龙井，聊了聊最近中日两国的文化动态，然后不经意地提到了任夏。
“高老师，任夏这个人，在日本也引起了很多关注。”
高小松当时正在倒茶，手顿了一下。
“哦？日本人怎么看他？”
正木真由接过茶杯，微微笑了笑。那笑容很淡，但高小松认识她这么久，知道这个表情意味着什么。
“有些声音认为，任夏的叙事方式，如果继续不受制约地扩散，对中日文化交流会造成长期的负面影响。”她的措辞一如既往地精准，“日本方面正在考虑，如何通过合适的方式，让中国公众看到更全面、更客观的历史图景。”
高小松放下茶壶，靠在沙发里，看着对面的女人。
“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正木真由端起茶杯，轻轻吹了吹浮沫，“如果高老师有这方面的想法，日本这边可以提供一些帮助。资料上的、渠道上的、人脉上的。毕竟，任夏的叙事不只是对日本的挑战，也是对高老师这样理性、客观、有国际视野的知识分子的挑战。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
她抿了一口茶，放下杯子，站起身来。
“高老师不用急着答复。这只是朋友之间的闲聊。”
走到门口时，她回过头来，像是突然想起什么似的。
“对了，高老师可能还不知道。这次对任夏的质疑，并不是孤立的声音。国内有很多人，文化界的、影视圈的、学术界的，都对他的做法感到不安。如果这些人能够联合起来，形成合力，效果会大不一样。日本方面，很乐意成为这股合力的‘外部呼应’。”
门关上了。
高小松站在书房里，看着茶几上那只空了的茶杯，沉默了很久。
他太清楚正木真由这番话的分量了。
她不是在试探，她是在传达一个信息：日本外务省已经下定决心要对付任夏了。而且，不是日本单打独斗，是要发动国内那些被日本资助过的、和日本有利益关联的、或者单纯是任夏敌人的力量，形成一个内外联动的围剿网络。
作为长期接受日本“文化资助”的公知，高小松比任何人都清楚，国内有多少人拿过日本外务省的钱。
那些“中日文化交流基金”资助的访问学者。那些被邀请去日本“考察”的媒体人。
那些在日本刊物上发表过文章的大学教授。那些接受过日本企业赞助的文化活动。
那些在日本大使馆的推荐下去日本留学、回来后成为“知日派”的年轻人。
这些人遍布高校、媒体、出版机构、影视公司、互联网平台。
平时他们各干各的，有的写书，有的做节目，有的搞研究，看起来互不相干。但高小松知道，只要有人振臂一呼，这些人就能在短时间内形成一张密不透风的舆论网络。
因为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
任夏不只是在揭露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他是在动摇日本外务省过去三十年在中国苦心经营的整套话语体系。而维护这套话语体系，正是这些“知日派”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根本。
如果任夏赢了，他们所有人都会失去在日本话语体系中的特权位置。
想明白这一层之后，高小松心里的最后一丝犹豫也消失了。他坐回电脑前，打开一个空白文档，开始写那篇早就拟好提纲的万字长文。
标题是：《爱国这门生意——一个“民族英雄”的发家史》。
他从任夏的北电时期写起，把那些早就搜集好的“黑料”一条一条往上堆。
毕业论文涉嫌抄袭。在北电期间和同学关系恶劣、毕业后在广告公司混不下去，靠骂鲁川起家。
然后是B站时期的“资本运作”。他让人把任夏在B站的股权结构画成了一张复杂的图表，配上一行醒目的标题：“一个普通人如何通过‘爱国流量’在两年内攫取数亿身家”。
图表里标注了任夏拿到股权的每一个关键节点，每一次舆论风波，每一次粉丝暴涨。他的结论是：任夏不是在批评烂片，他是在用批评烂片积累流量，然后用流量兑换资本。
再然后是《南京照相馆》。他用了一种极其精巧的叙事手法：不直接否定电影本身，而是质疑任夏的动机。
“拍南京大屠杀，是因为这个题材最容易引发民族情绪。”
“选择在公祭日提案期间上映，是精心策划的政治投机。”
“在海外办展览，是为了给自己贴金，为将来的从政铺路。”
最后一部分，他把矛头指向了任夏的“玉龙工作室”。
“一个打着影评旗号、实则进行商业狙击的团队。”
“他们在电影上映期间发布差评，直接影响票房。”“他们不是在批评烂片，他们是在用批评烂片来打击竞争对手。”“而那些真正有艺术追求的电影，因为不符合他们的‘政治正确’，同样遭到了无差别的攻击。”
写完最后一个字，高小松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这篇文章花了他整整一个通宵。一万两千字，每一段都经过精心设计。他没有用那种歇斯底里的谩骂，而是用一种“理性分析”的语气，摆数据、列图表、引资料。他知道，这种风格最容易让中间派观众产生“这个人说的是不是有道理”的错觉。
看着最终完成的文章，他嘴角的弧度越来越大。他端起桌上那杯已经凉透的威士忌，对着屏幕举了举。
这篇文章他不会立刻发布，他会等到对任夏的诋毁舆论形成一定声浪后，再发动攻击。
“任夏，这次轮到你了。”
他仰头把酒喝完，正准备关上电脑去补觉，手机突然响了。
来电显示是杨恒君。
高小松皱了皱眉。杨恒君是他在公知圈的老熟人，以前在《南方周末》当评论员，后来辞职做了独立撰稿人，专门写时政评论。
两个人关系不算特别近，但利益一致，这些年没少互相站台。
他接起电话。
“老杨，什么事？”
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让他愣住了。杨恒君不是在说话，他是在吼。声音又尖又急，像是被人踩住了脖子。
“高老师！快！快看B站！玉龙工作室！最新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