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0日，拖延了十多天的会议在朝内大街那栋灰白色办公楼召开。
网络影评人协会正式成立，戴锦华担任会长，任夏和另外两位资深影评人周轶、马晓光担任副会长。
首批会员两百余人，涵盖了B站、微博、豆瓣等平台上粉丝量居前的大部分影评人。
会议没有想象中激烈。
李司长提前做了工作，章程草案中“十万粉丝门槛”和“同行评议入会”两条核心条款虽有老同志提出质疑，但都被挡了回去。
不过任夏原本想的完全去行政化设想并没有实现，协会被明确为了文联的下属分支机构，接受文联的业务指导和文化部门的管理。
这也是应有之义，哪怕是任夏现在表现得再好，上面也需要给这协会套上个紧箍咒，免得将来屠龙者变成恶龙的故事再重演。
任夏坐在靠窗的位置，全程除了举手以外，基本没有得到发言机会，当了一整天的举手机器。
傍晚时分，最后一个议题终于通过，会议圆满落幕。
协会挂牌在文联所在的北沙滩1号院，所有的行政人员基本都在秘书处，加起来还不到二十人，加上会长、副会长的办公室也没用半层。
这么精简的机构，在任何一个行业协会中也从来没有过。毫无疑问，这个协会能搭起来，李司长在背后替他扛了最大的压力。
会议结束已是傍晚，首都恰巧下了入冬后第一场雪。任夏和韩三评、戴锦华、郑若林、李司长几个人钻进鼓楼附近一家铜炉火锅店，给刚从美国回来的郑若林接风。
铜锅里的清汤滚着白沫，羊肉片切得极薄，在沸汤里一涮就变了色。郑若林头发又白了些，但精神很好，几杯二锅头下肚，话多了起来。
“美国那边最近有个动静，值得关注。”
“右翼媒体突然对欧洲三大电影节的公信力发起猛攻，说戛纳选片有内幕交易，柏林评审不透明，威尼斯奖项在颁奖前就被公关团队摸透了。爆料人手里有完整证据链，涉及过去十年十几部获奖影片。”
“更蹊跷的是，美国司法部也在关注，理由是涉嫌海外腐败和反垄断。一个美国司法部门，突然对欧洲电影节评奖感兴趣，这事本身就不寻常。”
郑若林提起了美国文化领域最新的动态。
12月5日，美国保守派媒体《National Review》与《Breitbart News》同步刊发了一组重磅调查报道，直指戛纳、威尼斯、柏林三大国际电影节存在长达十余年的系统性选片内幕与评审腐败。
报道援引十余位匿名业内人士的证词及数千页内部文件，首次将欧洲电影节“艺术殿堂”光环下的交易网络公之于众。
这其中，被暴露出来的最大的一位名人，就是韦恩斯坦这个在美国和欧洲同时具有很高声望和地位。
已经被公开的电子邮件记录表明，韦恩斯坦与戛纳电影节艺术总监蒂耶里·福茂之间存在长期密切的私人往来。
一位曾参与戛纳选片工作的匿名人士向《国家评论》透露：“福茂对主竞赛单元的入围名单拥有事实上的最终决定权-。韦恩斯坦每年都会在戛纳开幕前与福茂进行多次私人会面，那些由韦恩斯坦负责北美发行的影片，尤其是他亲自出面游说的，在戛纳的入围概率明显高于其他作品。
以2014年戛纳开幕片《摩纳哥王妃》为例。这部由妮可·基德曼主演的传记片在拍摄完成后屡遭发行商韦恩斯坦公司“退货”，上映日期被一再推迟，导演奥利维埃·达昂与韦恩斯坦之间的公开争吵持续数月。然而，这样一部被韦恩斯坦本人斥为“灾难”的电影，最终却被戛纳选为开幕片。
“一部连韦恩斯坦自己都不想发行的电影，凭什么成为戛纳的开幕片？”《Breitbart News》编辑本·夏皮罗在报道中质问道，“答案很简单：韦恩斯坦需要戛纳为这部烂片镀金，以便他在北美市场挽回损失；而福茂需要韦恩斯坦持续输送好莱坞明星和资源来维持戛纳的全球曝光度。这是一笔赤裸裸的利益交换，和艺术毫无关系。”
“还有一些往来于柏林、威尼斯之间的邮件，也都暴露出明显的问题，司法部和FBI介入的可能性很大。”
“一位曾在柏林电影节担任选片顾问的业内人士向《国家评论》提供了一份2011年至2014年间柏林主竞赛单元入围影片的“推荐人”记录。数据显示，超过40%的入围影片背后有明确的“推荐人”背书——这些推荐人包括欧洲各大制片公司的CEO、电影基金会的负责人，以及与柏林电影节高层存在私人关系的制片人。”
“有一部2013年入围主竞赛单元的东欧影片，艺术水准平庸，在欧洲其他电影节均未获得认可，但它背后的制片方在柏林拥有一家长期合作的发行公司。”这位匿名人士表示，“选片委员会的一名成员与该发行公司存在间接经济利益——他在该公司持有股份的关联企业中担任顾问。这部电影入围柏林，不是因为它足够好，而是因为有人需要它入围。”
报道披露，柏林电影节每年获得德国联邦电影基金及柏林市文化部门数百万欧元的公共拨款，但其选片过程几乎完全由一个小型非公开委员会掌控，缺乏基本的透明度和监督机制。
关于威尼斯电影节的指控更为直接。报道援引一位曾服务于好莱坞某独立制片公司的公关经理的证词称，威尼斯电影节评审团的投票倾向“完全可以被预测和影响”。
“这不是秘密，整个行业的人都知道。”这位公关经理在匿名接受采访时表示，“评审团成员的名单通常在电影节开幕前三个月公布，而他们的观影偏好、政治立场、甚至私人关系网络都是公开信息。我们的工作就是在颁奖季开始前，针对每一位评委制定‘接触策略’——从媒体采访安排到私人酒会，从舆论造势到第三方影评人的背书，每一个环节都有明确的价格。”
报道披露了一份2012年威尼斯电影节的内部邮件，邮件中一名评审团成员向选片委员会建议“多关注某部涉及LGBTQ议题的影片”，理由是“今年的评审团中有三位评委对该议题高度敏感”。最终，该影片获得评审团特别奖。
“这就是欧洲三大电影节评奖的本质，”夏皮罗在评论文章中写道，“它不是艺术的胜利，而是游说能力的胜利；不是电影质量的比拼，而是公关预算的比拼。韦恩斯坦之所以被称为‘奥斯卡操盘手’，是因为他最先发现并系统性利用了这套规则——而欧洲三大电影节，正是他将这套规则从好莱坞输出到全世界的试验场。”
“分析人士指出，此次对欧洲三大电影节的集中爆料，标志着右翼媒体的“文化战争”从好莱坞延伸至欧洲。一旦欧洲三大电影节的公信力受到实质性打击，好莱坞长期以来赖以建立文化权威的“国际认可”体系将出现结构性松动——这对正在试图重塑美国文化叙事的保守派而言，是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精准打击。”
郑若林口中提到的消息，立刻引起了几个人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