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夏的影响力似乎在退潮。
网络上的讨论倾向，让很多人隐约感受到了这一点。
对于一个已经在互联网上爆红过的人来说，这种影响力的退潮是经历爆红后必须经历的过程。
但对于很多人来说，任夏红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久了，
从他怒喷鲁川出现在公众视野，到现在，已经接近三年了。
尤其是从去年年初，《南京照相馆》的离奇上映经历，以及电影的爆火，再到成立历史记忆行动委员会，再到清算公知的《真相》系列视频，几乎整个2014年的互联网热点话题中，有一小半都和任夏有关。
他打赢了几乎所有和自己相关的，在公共议题上面的讨论，这样的战绩让他在过去接近一整年的时间内，一直都牢牢挂在各个社交媒体和论坛的热搜榜上，以至于很多人看到热榜上没有任夏，甚至还会有些不习惯。
这样的说法或许略显夸张，但也足以说明任夏在网络上的热度。
但这次，任夏罕见的，在网络舆论的讨论中没有占据优势地位，还是让很多人在惊讶之余，感受到了任夏在网民中影响力的退潮。
这种退潮，不是网民们厌恶了任夏，也不是网民们不再支持任夏，而是一种正常的热度起伏。
在传播学中，相关的术语有很多。
如“信息生命周期”、“新闻价值周期”、“公众兴趣消退峰值”等等。
很多明星都会周期性爆火，然后周期性沉寂，就是这些学术概念在传播学上的体现。
一些和任夏不对付的媒体，在意识到了这一点后，立刻展开了对任夏的第二轮进攻。
《南方都市报》文化评论版的《论影视批评的权力边界》一文，直接点名任夏。
“当一个批评者不再满足于评价作品的好坏，而是试图定义什么是‘正确’的创作，什么又是错误的创作时，他就已经越界了。他不是在行使批评的权力，而是在僭越审判的权力。这种僭越，对创作的伤害，远甚于一部电影的失败。”
《羊城晚报》说得更直接。文章拿任夏影评里那句“这部片子卖得再好，也是失败的”大做文章。
“观众喜欢，市场认可，到你这里就成了‘失败’？那你的标准又是什么？是你自己的主观臆断，还是什么形而上学的机械价值观念？”
“当一种声音过于强大，大到足以压制其他所有声音时，这种声音本身就成了一种暴力。”
《经济周刊》的一篇评论文章这样写道。
它将任夏对《智取威虎山》的批评，与他对《小时代》乃至更早电影的批评联系起来，描绘出一个“任夏式审判”的谱系：
先由他的工作室或网络影评人协会的成员发起第一波批评，然后他本人亲自下场，用一篇措辞严厉的长文定调，最后，整个网络舆论场便在他的带领下，形成对一部电影的“批斗大会”。
这种论调，巧妙地将任夏塑造成了一个“舆论暴君”。
随着《南方都市报》、《羊城晚报》等南方系媒体率先发出质疑，一股暗流在影视行业的评审和学术圈子里迅速涌动。
1月11日，北大艺术学院教授、华表奖评审委员会委员李维康，在自己的学术公众号上发表了一篇长文。
李维康的文章不再遮遮掩掩，而是直接点名：“任夏先生的影评，确实常常一针见血，指出的问题也并非全无道理。但我们必须警惕一种倾向，那就是将个人的审美偏好和意识形态立场，包装成不容置疑的‘底线’，并以舆论的力量，对任何不符合其‘底线’的作品进行道德审判。这是一种新的文化霸权，它以‘人民’和‘历史’为名，行使着比旧有的行政审查更为隐蔽、也更为彻底的权力。”
他进一步将问题拔高：“如果这种模式被广泛效仿，那么，我们的电影创作者将会陷入一种无所适从的境地——他们不仅要面对市场的考验、审查的尺度，还要时刻担心自己的作品是否符合某个‘影评权威’的政治和美学标准。这对创作的多样性而言，将是毁灭性的打击。”
李维康的文章，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它标志着学术圈和传统电影评审体系的代表人物，正式站到了任夏的对立面。
这不仅仅是出于对某个观点的不同意见，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任夏的影响力已经让他们感到了深切的威胁。
长期以来，以金鸡奖、华表奖以及各大电影节的评审委员会为核心的这群学者、教授、资深媒体人，掌握着中国电影的评价权和话语权。他们定义什么是“艺术”，什么是“好电影”，什么是“值得鼓励的创作方向”。他们的地位、声望和学术资源，都建立在这样一套相对封闭的评价体系之上。
然而，任夏和他的网络影评人协会的出现，彻底动摇了这个根基。他用扎实的镜头分析、历史考据和逻辑拆解，让电影评价从一个小圈子的权力游戏，变成了大众可以参与和讨论的公共议题。一部电影好不好，不再只是几位评委说了算，而是要接受万千网民的检验。任夏的每一次开炮，每一次对“国际认可”的祛魅，都是在削弱他们手中的传统权力。
当然，这个体系虽然在过去的两年多受到了任夏和麾下玉龙工作室的冲击，但由于任夏和他麾下的UP主们并没有什么特殊身份，发表的观点充其量只能影响网络上的舆论，因此还没有产生直接的利益冲突。
但现在，随着网络影评人协会的成立，随着大批玉龙工作室麾下影评UP主有了网络影评人协会会员的身份加持，双方直接摆在了台面上。
如果任夏和网络影评人协会的声誉持续高涨下去，将来在一些专业的电影节和奖项的评选上持续发声，将直接能够威胁到这些专家学者们几十年垄断了的奖项评价权。
因此，他们对任夏和网络影评人协会的成立，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抵触和反对。
那些在协会成立过程中出现的杂音，也都是出自他们的手中。
随着公知群体的倒台，任夏的声望一度达到顶峰，这种威胁感也达到了极致。他们曾一度感到恐惧，担心自己也会步公知的后尘。但现在，机会来了。
任夏支持度的自然退潮，以及，任夏因批评《智取威虎山》而引发的争议，使得部分中立网民对他的“绝对正确”产生了动摇。这正是他们浑水摸鱼、发动总攻的最佳窗口期。
紧随李维康之后，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的几位常务理事，周小正、杨金林，也在不同的场合发声。
周小正在一次电影研讨会上，语重心长地说道：“我们欢迎一切真诚的批评，但批评不应该变成批斗。影评人应该做创作的朋友和诤友，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审判官。”
杨金林则在接受一家门户网站采访时，把矛头直接指向了网络影评人协会：“这个协会的成立，初衷也许是好的。但如果它变成了一个统一思想、打压异己的工具，那就完全违背了文艺批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这些声音，身份各异，却节奏统一。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开了任夏影评中那些无法辩驳的具体分析，将所有火力都集中在一点上：质疑任夏的资格，质疑他的权力，将他描绘成一个正在扼杀创作自由和文化多样性的“舆论沙皇”。
他们的目的很明确，要把任夏从一个“敢说真话的批评者”，重新定义为一个“正在成型的文化霸权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