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定三年，大周皇帝周思在万民见证下归位昊天，建立大周仙朝的消息传遍天下。
临安之人本来对传说将信将疑，通读经史子集的士大夫更是怒喷大周一句弄虚作假，但随着双方来往之人所言相似之处越来越多，以及大周皇帝施展的种种神迹细节都能对得上号，南宋百姓心中的天平开始倾斜。
对此，临安朝廷没有任何举措。
事到如今，哪怕是对面的皇帝是真神下凡，对他们而言也不过是远在天边的奇闻异事罢了。
真正让临安喘不过气的，是另一件事。
武定元年和议签订后，南宋需每年向大周缴纳岁贡银三十万两、绢三十万匹、粮三十万石。这笔开支加上江北割让后骤减的税赋，让南宋财政一夜之间跌入深渊。
理宗赵昀为了维持朝廷运转，将手伸向了江南百姓。加征折帛钱，每匹绢税额翻倍；推行和籴，官府以市价三成强征民粮；重启经界法，将原本免税的荒地、滩涂、坟地尽数计入税基。江南膏腴之地，税赋之重，竟甚于蒙古铁蹄下的北地。
而赵昀本人，早已不是端平年间那个励精图治、志在收复失地的少年天子了。端平入洛的惨败像一盆冰水，浇灭了他所有的雄心。此后连年兵败、割地、赔款、称臣，像钝刀子割肉，一刀一刀剜尽了他的心气。
如今他只想在剩余的日子里享些清闲。
至于江南百姓活得如何，他无心过问——左右将来也是便宜江北之人，自己何苦替他人操心？
抱着同样心思的官员不在少数。这些浸淫官场数十年的人精比谁都清楚，脚下踩的是一艘注定沉没的破船。他们早已开始联络江北旧友故人，替自己留后路。有人将家眷悄悄迁往荆襄，有人在长安置办了宅院，有人甚至将儿孙的名字递进了大周吏部的名册。
彻底摆烂的皇帝与忙着找退路的官员，像冲出栅栏的猪，开始肆无忌惮地拱食江南这块最后的地盘。
武定二年，两浙路嘉兴农户聚众抗税，被官府镇压，为首十三人枭首示众。武定三年春，江西路饥民冲入县衙，将知县拖出当街打死。
消息传到临安，赵昀只批了四个字——
“严剿勿纵。”
奏章批完，他便转身回了后宫，那里有新进的歌姬等着献舞。
权相史嵩之同样无心朝政，他将更多精力花在与长安暗通款曲上，对于各地雪片般飞来的告急文书，一概留中不发。
江南迅速糜烂。
与大周接壤的沿江州府尚能勉强维持，而福建、江西、两浙腹地，已是民变四起。农户卖光了田产，织户卖光了儿女，茶农砍光了祖坟上的树。南宋立国百余年，江南从未穷困至此。
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江北。
那片被蒙古铁骑反复犁过的土地，在大周皇帝的治理下迅速焕发出惊人的生命力。清查田亩，整顿吏治，改革农业，兴修基建。百姓不知道什么才是政治，但他们会用脚投票。武定二年至三年间，江南农户举家北渡者，不下十万户。他们宁可舍弃祖宅田产，也要渡江去种大周的三十税一。
而将这一切矛盾引爆的是周思在万民见证下，开创仙朝之事！
武定三年三月初三大典之后，南宋境内的起义愈发频繁。百姓们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江北那位皇帝不是凡人，他是昊天上帝。他可以开仓放粮，可以蠲免苛税，可以三十税一。他能做到，因为他是天。既然他是天，那自己为什么要留在地狱里？
武定三年秋，江西路十三县百姓联名写下万民书。信中历数南宋暴政，详述百姓惨状，末了只有一句话——“陛下既为昊天，何忍江南之民独为地狱之鬼？”这封信经沿江守将之手，一路畅通无阻送入长安。
当周思看到万民书之后，立刻下旨：
“朕承天命，抚有四海。宋帝昀，称臣以来，不思安民，反行暴政。横征暴敛，民不聊生。今江南万民上书，泣血以求。朕为昊天，岂忍坐视？”
“着陈隆之率川军渡江，郭靖率水师东下，大理驻军北进。三路并进，吊民伐罪。所过之处，开仓放粮，蠲免苛税。宋军降者，编入周军，饷同周卒。宋官降者，留任原职。敢有阻挠天兵、负隅顽抗者，诛。”
武定四年三月初十，旨意传到汉阳。
当日，鄂州城头的宋旗降下，周旗升起。同一日，汉阳降旗换旗，武昌降旗换旗，复州、岳州、荆门、江陵——七座重镇、二十三处隘口、四十一座军寨的宋旗同时降下，周旗同时升起。
从长安到江陵，从汉阳到鄂州，沿江千里，一日之间，尽换周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