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源于统治者的贪心。
有了一个城就想要下一个，有了一国还想要另一国，当了诸侯想当天子，做了天子又要活万万年。
无穷无尽，无休无止。
真要是让他活了万万年，他肯定还想开启大远征，去征服整个宇宙。一个位面都不够，还必须在所有位面称王。
蔡京说，他是一个事务性的官员，从被李长安提拔开始，一直就在练习高效的处理事务。最开始的时候，他效仿的对象是衙门里的官吏，勤勉自持，事必躬亲。可很快就败下阵来，当你一天有五个决定要下的时候，你足够聪明勤奋就可以了。
十个呢，二十个呢，一百个呢？
事实上，即便是聪明如他，一天也仅能处理五件相对轻松的事情。
新的事物没接触过，要花时间去学习，去掌握这里面的关键；重大的事情要多方考虑，推演其中的变化和影响；熟悉的事务要防着手下趁你不注意，套取利益。
李长安教他把事情分为紧急重要，紧急不重要，重要不紧急，不紧急不重要四项，每天保证完成一半的任务处理。
就是这样，在他刚担任娱乐城副总裁的初期，每天也只能睡两个半时辰。
有时候，仅仅一个重大决策，就能消耗掉每天大部分的精力。
当时，汴京有两个高效率的人士。一个是李长安，另一个是苏轼，他分别去拜访学习。
“大宋资政殿之创举，天下领悟其中奥秘者，仅此二人！”
赵顼是明白的，苏轼搞了个粉丝会，李长安搞了个金融行会，俩人都属于开会决策的典型。
别人当官治政是一个人领着十几个人干活，他们倒好，恨不得一个人带一百个，把工作都甩给了下面办事的帮手。
“只需扩大资政之士，国事可兴？”
蔡京摇头，“官家可曾去过开封府？那苏子瞻有百二十学子，陛下有三万进士，差不在人数。”
苏轼干的一件创新叫做“政务分类”，授权不是结果，授权之前，要分得清谁来决策什么事情，责任如何追踪。
先把常态事务跟突发事务分开，再把执行类跟决策类分开，再把优化型跟创新型分开。梳理好了之后，选任合适人才，配给资源，给一个过渡期，合适了定好奖惩标准。
比如汴京治安，这在开封府就属于常态型，执行类，优化型业务。
苏轼选好了人，几乎不再插手，只负责管理最核心的三个人：左右军巡使，推官。
他不怕被中层架空糊弄么，也怕。
但是他有竞争机制和追责机制，巡使下面有八大局，局下面设所，所下有科。凡是做不好的，被优秀的人才替换，苏轼绝不徇私情。
犯了错，该是谁的责任，公正处理，绝不偏颇。
你们看，吕大钧当了开封府尹，按部就班，开封跟苏轼在的时候一样安靖，这就是制度的力量。
国事不兴，关键就在于朝堂上的所有政务混成了一锅粥。
政事堂的事儿枢密院能参与，礼部的事儿工部跟着打官司，西北的战争河北跟着抢物资，什么事儿都要最终那十几个人来下决定。事务既没有分类，也没有分级。因为决策都是御前集议的诸位大臣定的，自然也不好追责。
决策的效率，决策的质量，执行的监督，最后都变成了宰相背锅。
结果就是大宋的宰相两三年一换，换到没有任何一件事能有长期的规划，能有高质量的执行。
而这追根溯源，一切都来源于君主的贪婪：不肯放权！
不肯放权的原因又可以归结为：没有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