曙光电机厂说，他们也有自己的军工任务要做，不能全部生产能力都给红星公司。
不过，曙光的总工，把他接受给了航空航天其他几个研究所，
军工系统七十年代实施的是厂所结合制度，研究所设在厂裏，只是编制叫所，一个所的规模实际上有好几千人。
这些研究厂所，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就是转向发展直接创造效益的工业后，
他们这些很多不直接产生效益的项目，研究经费已经大不如前，必须得自寻出路，寻找军民结合或者民用项目。
但这也不是说转就转的，虽然四九城并不封闭，但这些厂所和外部接触是受严格限制的。
所长们也怕犯错误，脑子裏的弦绷得很紧，万一不小心洩露了我方技术机密，那罪责可就大了。
于是，他们既然不能随便出去跑项目，别人也进不来，自己也不敢说到底能做哪些事，这合作项目还怎么谈？
也有四九城地方的机械厂来洽谈技术转让，但这些所长一是放不下面子。
有的所长级别很高，比四九城工业局领导还高个一级，而四九城工业局下属一个厂子的厂长，论职务高低的话，还不如人家所裏一个中层干部，怎么跟他们去谈？
这种单位不对等的对接，在那时代常有。
最好玩的就是四九城国安上头的总公司的董事长，去找足协理论的段子，足协的王俊生同志发现自己品级不够，与之不对等，
只好临时去体委，搬了那位女排教练出身的领导出来谈判，
于是足球球迷议论纷纷：
“怎么，足球的事还归女排管？”
“谁叫你们男足烂呢？”
“人家是来管女足的不行吗？”
最后体委干脆真把女排教练，安排在足协指导工作了，你别说，他在足协的时候，男足还真走运去了趟世界杯，当然也是男足的世界杯告别演出！
除此以外，当时厂所方面，人才也是一流的，比地方厂子强太多了，七十年代人才调拨时就这样，在高考恢覆以后，人才同样是往各部门流动。
因为当时高校，教育部隶属的，除了最顶尖的四九城大学和华清大学覆旦大学，其他都拿不出手。
好高校都是各自隶属于十几个部门的，比如交通部门属下有四大交通大学，其中两个位列现在的c9，是教育实力最强的部门，所以交通部门在土建方面，就有和建设部门并驾齐驱的实力，
双方的设计标准在八九十年代，在2000年建筑市场放开之前，就迟迟谈不拢。
航空部门有北航南航，军工部门有四九城理工大学，甚至冶金部的钢院，也优秀于地方院校很多。
所以，各部门自己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基本都在自己内部消化了。
至于地方高校，招生上就差了很多，很多省甚至只有一所拿得出手的地方高校，比如中原的郑城工学院。
而地方的厂子，基本靠的还是五六十年代分来的那批老大学生，以及他们传帮带出来的技术员，以及若干基础不牢的的工农兵学员。
后来一部分技术员通过夜大，获得了本科文凭，但夜大生和工农兵学员，技术上都没法和厂所的人才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