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女子中学现在又更名了，成为第三中学，并开始同样招收男学生。而我教授的课业因为被证实不具备实用价值，并可能有通外嫌疑，因而成为一名闲杂人员，兼具了杂役的工作，帮忙上下课的打钟，清扫庭院。我换下那张青天白日旗，换上鲜艷的红色新旗。
我没有将那面旧旗帜丢弃，而是小心不被发现的保存了起来，也并非是存有什么用意，而是我毕竟是一个“老人”，我对我们再也无法回顾，却真实存在的那段记忆总是难以真的忘却。我妄图将这面旗帜带到南京去再给他看看，我想他也颇会感慨，但我终是没有得到机会，新的政权建立伊始，那时候车站的临检严格而苛刻，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曾经试想将它藏在了身上，但后来想想终究刻意了一些，我们都只想活的倘然些。并非是必如此不可的事，再也不值得尝试去做。
我们的新元首那时候和我们的友邦苏俄分分合合，有如恩怨难以分明的一对妯娌一样，而同时我们的那位踞居在岛国之上的旧元首屡屡有反攻大陆的风声传来，在这样一种据说是内忧外患的意识浇灌下，我们脑海中那根神经始终被绷的紧紧的，再有任何一点力道都能让我们当即吐血而亡。
一九五八年的第三中学，作为一所学校，它已不再开始招收新的学生。而我已在那颗合抱的香樟树下，整整敲了八年的上下课钟声，那铜钟的悬索一度断过三次，在香樟老树的树身上勒下两截手掌的深痕。我在那一年被彻底停掉了我所教授的英语和插花课程，一切再不能为我们的新政府正提倡的三大口号所服务的资本主义的尾巴，都应该被坚决的割掉。
我被停课的同时，也丧失了我的薪水。众所周知，我们那时候已经进入到一个特殊的时期。我们正走在一条太过辉煌的路上，我们将家裏所有的铁质的工具都呈交上去以便炼制我们正需要的钢铁，为了达成这一个远大目标，有五千万农民离开了他们熟悉的土地，纷纷涌入城市。而同时，我们的粮食产量却正以一个足够瞠目结舌的速度在递增和生产。
但这个宏伟的标桿很快被现实打破，我们自己吃到了自己创下的苦果。一九六零年秋末的我，白铁锅裏已没有一粒真正可以下锅的米。我的斗室内干凈的仿佛被一直在洗劫一样，我再也找不到一样可以换钱的东西，除了一张床，一个书桌，一个柜子。是的，它们被使用多年后都已生旧，岌岌可危，再也换取不了钱，而我被停薪，我无一再活下去的依赖。那一年，是被记忆深刻的一年，那一年有五千万的中国人被饿死了，我竟然没有作为其中之一，这实在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
我那时候已经好几天没有进食了，我原来打算在最后一刻赶往南京，同他在一起。可是我的打算出了错，那时候我已无钱再去购买一张车票，而到了最后的山穷水尽时候，我即便有那一张车票，我也再没有半分力气直起身子，迈出我的房间的那道门。你可以想见的，我整日整夜的躺在我的那张老旧的梨花木床上，只要略一动，床身就在咯吱作响，随时都要塌了下去的样子，我的意识已几度出现昏厥，可我再度睁开眼的时候，天光依然舔着窗臺而过，你有时候会怨恨，咳，你怎么还没有死去！
我这样又撑了一天，这一天中他就一直陪伴在我的身边，是他自己出来的，我已没有力气去敲我的床背。他用那种忧伤的目光望着我，他的那对郎朗有神的深栗色的眼瞳，那样忧伤的看着我，他那时候也已无能为力，因为他终究已是一个死去十四年的人了。可是他一直没有去三途河畔重新投胎，他一直在等着我。
他的目光是那样的忧伤，而我已觉察不到最后的痛楚，有他的目光陪伴我最后一段时光，上苍，它已给我最大的恩慈，我们终于可以结伴而行，离开了。
我在我的心灵上憧憬着那最后一段路程，然后有个人在这个时候敲开了我的门，确确的说，是撞破了我的门。我这辈子都以为再不可能见到的一个人——罗秋生。他在外面徘徊了几圈，敲了几次门后，终于满怀忧惧的撞破了我的门，并一眼看清了行将死去的我。
是的，是罗秋生，我在二十年前曾定下过婚约的人，二十多年前啊，是不是更像已经是前一辈子的事，我们究竟已将自己活到怎样苍老了！
他呆呆瞪着躺在一间干凈的仿佛被洗劫过的屋子裏的我，仿佛跟见了活鬼一般。细细想想，这还是我们一别二十年后，他第一次来上海看望我，又或许，他是来看看我究竟是怎么死的，无论如何，我都是他的耻辱，是一个男人的耻辱！但我们都在第一时间认出了彼此，是的，我其实对他只有一个模糊影像，是门洞子过道裏昏黄油灯下一个模糊影像，我之于他，或许也是同样一个模糊印子，但我们都彼此知道对方是谁，我们都是欠下了对方的人，我欠了他一件说定的嫁娶，而他欠我再也回不去吴桥，再也回不了我日思夜想的、巢般的家。
离开了吴桥的我，从此过上漂泊雕零的生活，我在命运的白浪裏被甩置浪尖，再丢于壑谷，被肆意□□，吴桥从此再也不能保护我，我从来不知自己在恨，直到我再一次看到罗秋生出现在我的门洞裏，他撞开了我这间屋子的那道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