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娘告诉玉秀说，阿公去世的消息，先不要告诉三喜，他刚当上连长不久，家里的烂包光景，咱娘俩自己先扛一扛。】
【阿娘说，实在扛不过去了，再说；实在不行，先把咱家里，给生产队饲养的那头猪卖掉吧……】
至此，陈力的脑海里一阵恍惚，似乎有一道闪电迅疾划过，击中了什么，让他一个激灵。
他知道，这篇小说的主角，只能是梁三喜的母亲，韩玉秀的婆婆……梁大娘。
他豁然开朗。
靳教官讲述的故事，‘高山下’的故事，以及陈力记忆中的那些故事、昔日战友的音容笑貌，蜂拥而至，势不可遏。
一种前所未有的悲伤，让他的眼眶湿润了。
他恨不得利用手中的笔，写下所有的故事、人物和细节，恨不得像那些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作家们，狠狠的写，肆意的控诉、追问和宣泄。
然而，他不能这样写。
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乃至后面流行的寻根文学、意识流，都有一个通病，那就是用力过猛，伤了文学的本质。
陈力认为，无度的倾泻与控诉，并不能解决问题。
相反的，在1979年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的年代，一个作家，如果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很容易出事。
一面是不可遏制的控诉欲，一面是冷静而客观的记述与描摹……他选择了零度叙事。
或者说，用后世一些文学批评家的话，他的这种写作手法，应该属于‘零度抒情’。
这是一种比‘白描手法’更加冷静、专注而客观的写作状态，没有态度，就是最大的态度。
他一把撕掉之前的一页稿纸，重新写下了一个开头——
【那一夜，约莫十二点左右，一只黑猫跃过屋檐，如一个幽灵，倏忽一闪，不见了。
黑暗中，阿娘摸索着从土炕上爬起来，走出破旧而寒冷的窑洞，跪坐在院子里，默默哭了一场。】
【就在刚才，她做了一个梦。】
【她知道，自己的儿子梁三喜，大致应该是死了，再也回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