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明对燕国之警惕，更甚于孤啊！”在思吟少许后，苟政长呼一口气，看着薛强，幽幽说道。
对此，薛强并不隐晦，点着头答道：“恕在下直言，明公如今虽克定关中，然士民之心尚未归附，已附者其心不定，旦逢剧变，必有反复；虽已着手休养，然时日尚短，馈军之资不足，民用之耗匮乏，国力实则孱弱不堪；
且北有匈奴、鲜卑之扰，南有梁州、仇池之恨，西则有王擢、张重华之恶，皆不得不防，关西形势之于主公，并不安全！
明公欲立足于关西，路其漫漫，而必修远......”
“威明所谈诸事，孤不无察觉，然与燕国，似无干系！”苟政眉宇稍阴，平静地说道。
薛强从容道来：“明公当知，在下一直认为，慕容鲜卑必然称雄于关东，与晋室并立。
数十年来，彼虽广揽中州士民豪杰，选起名流才俊任用，尽显英智明略，然胡虏毕竟是胡虏，其贪婪强霸，比之胡羯逞凶之时，恐怕不遑多让。
倘在下侥幸得言之，燕国雄据东方之时，与明公是敌非友也！”
“威明此言，是否太过笃定了？”对其言，苟政皱着眉，轻声道。
这么长时间下来，在数度与苟政的交流之中，对天下局势发展，薛强已然彻底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认识办法，并固执己见，甚至可以看作是他在苟氏集团的政治理念：攘夷兴夏。
不管是本身的“夏族主义”也好，抑或是基于逐渐形成的政治利益立场，薛强在苟政面前日益呈现的，就是一种强烈警惕、谨慎反对夷狄虏蛮的形象。
此番对燕王来使的态度，也是这种“攘夷兴夏”理念的延续，不足为奇。不过，于苟政而言，华夷之辩值得重视，也可以利用，但并不是一切决策的前提，不是非此即彼。
凡事还得辩证地看，得根据形势变化、发展需要来决定立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生存与发展利益，才是苟氏集团的根本立场来源。
就拿当下来说，苟氏集团内部，就有不少夷狄将吏，除了羯人，其他北方蛮夷几乎都有，杂胡出身的丁良，甚至是排名前几的建节将军。
因此，薛强的很多观点，苟政也就听听，根据自己的考量予以采纳。另一方面，苟政不否认薛强的战略眼光，但天下大势可不是他一人能够说尽的，未来形势发展，就连苟政自己都难以窥清，何况他薛强。
在苟政这边，就没有什么事是绝对的，若要苟政依薛强之论去决策行事，也是不现实的。
这一点，在长达九个月的接触中，薛强也已慢慢察觉了。苟政的确爱才重贤，但在礼遇尊崇的同时，骨子里主意却很正，难为旁人所左右。
对于这种情况，薛强则延续着自己的矜持，以一种看淡的态度，说道：“军国大事，本该兼采群章，此为在下一家之言，明公姑且听之，不论是否采纳，只教明公心中有所准备，在下便不算白费唇舌！”
言罢，薛强甚至当着苟政的面理起了袖子，一副淡淡然的模样。
见其状，苟政也不着恼，反而以一种认真的口吻，说道：“威明之意，孤已悉之？然燕使既来，此事总需有个说法，如之奈何？”
闻问，薛强泰然应道：“燕使，三言两语即可打发。然于明公而言，与其揣度燕王来意，顾虑鲜卑威胁，不若潜心发展，励精图治，积蓄兵马钱粮。
关东乱事终结，仍需年月，晋室北伐，遥遥无期，在燕军南下、晋军北进之前，明公仍有一段安心发展的时期，此为天时机遇，务需抓牢。
自身强大方为立足根本，只需关西安定，上下同心，届时不论晋燕，明公皆可借关西山河形胜而御之，何虑之有？”
听其所述，苟政洒然一笑，略带感叹地道：“话是如此，道理亦通，然知易行难啊！要做到如威明所言那般，还不知要历经多少辛苦与波折......”
“创立基业，本是披荆斩棘、筚路蓝缕，明公志才齐备，乃有今日，岂能为区区难关所阻？”薛强慨然道：“何况，依明公恢复致治之策，只需坚持两三年，成效必著！”
苟政笑了笑，礼节性地向薛强作一揖，感谢其进言，也结束了此次对话。
总的来说，薛强的看法与论调，在大方向上与苟政还算是一致的，与其一番交谈，也算坚定了他的一些想法与筹谋。
不过，本着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理念，也为照顾其他僚属的情绪，薛强之后，苟政又分别召见郭毅、杜郁、王堕等人，咨以燕使之事。
结果，大伙的态度都比较趋于一致，基本都明确反对受邀出兵，只不过在对燕国的关系与态度上，有所差异。除了薛强明确表示对燕国的忌惮与防备之外，如郭毅、王堕者，则倾向于同慕容儁交好。
理由也很简单，一者双方地盘未接壤，此前也并无嫌隙，同称晋臣，虽各具讨伐之志，但还没有直接利益冲突，有交好的基础；
二者关东群雄，燕军一家独强、独大的形势，日益显著，面对强大的燕军，稍事韬晦，也合权变，贸然得罪，招致其敌对，于苟政并无益处；
三者，若引燕国为援，哪怕仅是名义上的交通往来，对苟政治下的一些宵小也能形成一定震慑，于关中战略形势是能有改善的，攘外安内、远交近攻，都能增加余地。
与燕国交好的裨益，几乎被郭毅与王堕说出花来，也甚是动人，若论根本，还是对方强大罢了，而苟政恰恰不是一个卑辞事大的人。
当然，贸贸然与燕国交恶，提前惹来一个敌寇，苟政也不愿为之，那是不智之举，除了图一时痛快，别无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