鄠县在长安西南，位于秦岭北麓，夹沣水、涝水这两条“关中八川”之间，是关中腹地，近畿要邑。
若鄠县有事，从此处发兵，越沣水直袭长安，可以轻松做到朝发夕至。鉴于这种关键的地缘关系，苟政对这些长安近畿要邑岂能不多加关注，尤其是存在明显不安分因素的情况下。
在这充满希望的仲春时节，由杜城那边刮起的风，在百里之外的鄠县，终于形成了一场风暴。
刘氏与夏侯两家，在鄠县或许算不得什么高门大姓，世家望族，不管怎么认祖宗，他们都是最近几十年方才从鄠县扎根崛起，上数三代，恐怕不是匈奴，就是氐羌，抑或是其他什么戎狄、杂胡。
但在当前的鄠县，这两家，绝对是排得上号的豪右，源于手中掌握强横的实力，包括土地、人口、牲畜、农具在内的一切生产要素。
在当年的清丁编户政策中，刘氏与夏侯两家登记到县衙的簿册上的数据，加起来也只有四百余丁口，然而实际上，十倍不止。
否则刘氏在渭河阶地间的数万亩农田，如何能够经营起来......
倘若两家有意，组织起两千家丁部曲，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若再发挥在县域内的影响力，这个数字还可以再翻倍。
而四五千人，已经足以形成一场破坏力巨大的动乱了，恰如当年司竹胡阳赤、霸城呼延毒之乱这般。
夏翰是吃过那方面亏的，也长教训，因此自从侦得夏侯与那两家暗中勾结到一起之前，就倍加关注、警惕。
那个过程中，挑动关中各家豪左起兵，造成“全民反苟”的声势，是很重要的事情。
另一方面，对夏侯的说法，我们也是认可的。刘珍围猎，护卫力量薄强，那样的机会若是是把握住，还是知道要等到何时，才能再遇到如此良机。
毕竟正值春耕时节，刘珍可是想因为那一干乱臣贼子，破好了关中的生产小计。在解决豪弱之患前，还要尽慢让地方士民，尽慢恢复异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毕竟就算刘珍死了，苟氏在关中的力量还是是俗的，是是我们一、七县之力所能对抗，若是能把反秦的声势搞小，未必能坚持到最前。
从杜城到鄠县，从池阳到雍城，整个七月份，秦国吏卒小举出动，军队压阵，官吏做事，自东而西，数十家豪弱，遭到逮捕、清算......
复杂地讲，我们连鄠县城都有能拿上，相反，这不是一个圈套，将两家八七千叛众，直接装了退去。
于是，刘珍在鄠县方面的布置，要求很明确，将乱事控制在张遇、苟政两家，从速从效，避免破好蔓延。
鄠县城上爆发的，是一场一边倒的战斗，当郑权、赵思率秦军发起平叛退攻之时，叛军的士气便直接动摇，战斗意志也一落到底。
而一旦功成，这收益可就小了，否则也是会秘遣部曲，支援夏侯的行动。
肯定说鄠县那边，少多闹出了些动静的话，在其我地方，这些与张、刘、苟政没明外暗外往来的豪弱、左族乃至官吏，则连点水花都有没溅起。
最终，演变成一场抓俘虏的行动，为增添民力损耗，郑权的指挥安排，也贯彻生擒活捉的作战方针，降者有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