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这是去谁家了？去干什么呀？难道天天早出晚归的就是到这儿来吗？他不敢贸然进去，生怕我奶奶生气。他又不愿意离开，总想弄清发生了什么事，就在胡同里溜达起来。说来也巧，没多大工夫，这个院儿隔壁人家有一中年妇女出门上街了。这位妇女穿旗袍还烫了头，一看就是有钱人。
我父亲赶忙上前，非常客气地问道：“您好！麻烦您一下。我想打听一下--”
他指指我奶奶刚进去的大门，“这家住的什么人啊？”
那位妇女一乐，答道：“这你都不知道，电影明星魏xx的家呀。怎么着，没看过人家演的电影吗？”
我父亲忙又追问：“噢。那您知道来他们家的有没有一位女客，四十来岁，名叫杨木贞？”
那妇女眉头一耸，嘴一歪，随口说：“女客？不会吧。魏家前两月雇了个做家务的老妈子，好像就叫杨什么贞吧。你找她？”
听此言，我父亲如五雷轰顶，胸腔里翻江倒海，对身边的一切全无感觉了，那位妇女再说什么，怎样离开的就全然不知了。妈妈呀，您是我的额娘，您是觉尔察氏的大奶奶，您是大清四品官的夫人……
今天，您是“老妈子”？我糊涂哇！我哪里还配作您老人家的儿子？我愧为男人！
究竟怎样从那条胡同走回新街口北大街小院的，我父亲都不清楚。呆坐在小院堂屋的桌旁，面对着冒着香味儿的“桂花缸炉”，我父亲五脏六腑都是刀绞一般的痛啊。已经是二十岁出头的男人，身体里流淌着八旗子弟的血脉，无尽的羞愧与难忍的悲伤让他再也不能平静。时间无声无息地过去了，傍晚我奶奶推门进院时，我父亲依旧呆呆地坐在堂屋里。
我奶奶扔下手里花包袱，几步跑到厨房，掀开蒸锅见一盘包子还原封不动地摆在锅里，便回头喊了声：“安儿，你怎么没吃包子啊？是不是吃腻了？明个儿妈给你做粉蒸肉吧。”
我父亲急忙解开我奶奶随手扔下的花包袱，看到里面包的是一条围裙、一双袖套和一双沾了油渍的布鞋。
他就捧着这些东西，走到了厨房门前，扑通一声双膝跪倒在门前的地上，悲怆地呼叫：“妈！儿子不孝！儿子是畜牲！儿子对不起您哪！”
说话间已是泪流满面。接着，我父亲头抵地面，泣不成声。我奶奶先是惊讶，后来发现我父亲手里抱着她的花包袱，顿时明白了，我奶奶可没哭，只喊了声：“起来。”
见我父亲没动，她上前两步狠狠地在我父亲背上击了一掌，大声喝道：“叫你起来！五尺高的大老爷们儿，哭天抹泪儿的像个什么样儿？”我父亲仰起脸来，仍是悲声惨调地说：“妈，说死了这书我不念了，我有本事养活您！”我奶奶一把将我父亲拽起来，厉声说：“胡扯！走，回屋去。”
多少年之后，我父亲对我讲述那个夜晚发生的事时，依然是老泪纵横。
父亲这样告诉我：“从那天以后，直到‘文化大革命’，咱家那个祖传扳指再没拿出来过。也没必要拿了，因为从此那个扳指儿就牢牢套在我的心上了。”
在当年那个夜晚，我奶奶打开唯一留存的陪嫁躺箱，郑重地取出那个装扳指的锦盒，打开后摆在我父亲面前，有好一阵子一句话都没有讲。翠绿翠绿的扳指在电力不足的灯光下闪着幽幽的光，就仿佛是一个逝去了的时代，近在眼前又模糊不清。
待我父亲心情镇定些时，他先对我奶奶说：“妈，您给人当老妈子，我是受不了。我知道您又拿出扳指的意思，就是家传的东西丢不了吧？”
我奶奶从锦盒中取出扳指，把玩良久，才说出了一番让我父亲终生不忘、终生受益的话：“安儿，我读的书不多，但是在娘家的时候四书、五经还是看过。我记得孟子文章里这样教人，‘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咱们中国人常说的仁义礼智大概由此来，也流传了多少年了。现在这个社会呀，到处是堕落和溃败，国之大义不讲、少有向善之心。可是你得看清楚，还能乐天知命地活着，拼死拼活地干着事儿的人，那肯定都是老百姓，可他们是占人的大多半啊。不论哪朝哪代，官不像官的时候，民照样儿像民。清朝没了，八旗子弟变了，可真正的子弟还是当年的子弟呀。天下攘攘皆为利，大道至简是为义。过去你叫我额娘，现在你叫我妈，这没什么大的变化。祖上传下来的扳指还是翠绿的，你姓陈名君安也还是觉尔察氏的后人。我出去帮人家干活儿挣钱，光明正大，没觉得丢人。只要你争气，将来有个出息，我就没丢了大义，也对得起你阿玛和上辈祖宗。你要是自暴自弃，那才是不肖子孙。”
在北京那个破旧小院里，在贫穷的母子之间，升腾起来的却是一种神圣。我父亲严肃地说：“妈，您的意思，儿子全懂。阿玛和祖上的民族大义，儿子也会一辈子记在心里头。在当今这种社会，要正经做人，不是靠文凭，要靠良心，靠民族的精神。请您放心，我一定会争气的。拿不拿大学文凭不重要了，我会自强自立，我能挣钱养家，绝不会丢祖宗的脸，更不会丢中国人的脸！”
十九、
这是一条北京市区普通的街巷，这是一座造型古色古香的小楼，与众不同之处是小楼的门前挂着一块牌子，牌子上写着“京报社”三个字。
傅增贤沿街疾步走来，到了报社门前看一眼招牌，然后快步登石阶进了门。报社编辑们的办公室十分杂乱，书章杂志随处堆放，几张办公桌上也是摆满了报纸和稿件。几个或老或少的编辑都挺忙，身穿衬衫和西式背心的我父亲正低头忙着在稿纸上写作，根本没注意走进门来的当年的学兄傅大哥。与报社里基本是身穿西服的同仁们相比，头戴礼帽、身着长衫的傅增贤倒更像个学者教授了。
傅增贤进门用目光一扫，马上直奔我父亲的身旁，用手拍一下他的肩头说：“君安，别忙啦。”
我父亲一抬头，惊喜地：“傅大哥！难得呀，好久不见了，快坐。”
傅增贤左右看看才说：“有事找你。要不，咱们出去说？”
我父亲一笑：“没事儿，我们报社里全是抗日派，放心吧。哎，傅兄，你在师范大学当老师了，就怕了？就不领导学生运动啦？”
傅增贤皱一下眉头，悄声道：“我来告诉你，你们这几个月连续发了几篇言辞激烈的抗日文章，还公开抨击华北自治，台基厂那边盯上你的笔名啦！”
我父亲不解地问：“台基厂？台基厂是什么地儿啊？”
傅增贤仍是悄声说：“台基厂头条七号，日本特务总部。”
我父亲大声回答：“日本特务，咋怕他？这北京还不是日本人的天下吧！”
这句话终于引起身边几位同事的注意，纷纷站拢过来问：“陈兄，怎么回事？”
“君安，日本特务找麻烦啦？”
我父亲一指傅增贤说：“我学兄傅大哥说了，日本特务盯上咱们啦。”
事已至此，傅增贤不得不再隐瞒，严肃地对大家说：“各位，我有可靠消息，日本特务机关盯上你们报社了，也盯上经常写时评的几位老弟了。”
一句话引来了众多义愤，年轻的编辑说：“他妈的，这小日本太狂了！他们想干吗？砸报社？”
年龄大些的编辑就说：“我早说过，宣传爱国没错，可别过激，别惹大麻烦么！”
血气方刚的我父亲依旧说着硬话：“怕什么？咱北京还有十九路军，还有百万抗日民众，日本特务能翻了天？”
傅增贤忙说：“好了好了。我很尊敬贵报，但是斗争要讲策略，要学会保护自己，对吧？”
回头又对我父亲说：“老弟，跟我出去下，我还有点私事要跟你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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