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副秘书长被“双规”的消息在机关传出后，引来了各种舆论。有的说，王副秘书长太冤了，怎么会被女人卖了；也有的说，王胖子平时不是眼睛倒比眉毛高吗，他龟儿子也有今天；有的说，是哪个写的检举信，搞成案中案了，好热闹……于是各个办公室的谈话都有了一个共同的主题。
花岗岩厂财务科接到建材局的电话，要他们把今年一月份的财务凭证调出来，说是要查一桩购买花岗岩的事。财务科长一下子就慌了，立即召集科里的人开会，查问有没有做假账，有没有大头小尾开发票的事。如果有，赶紧采取补救措施。会议才刚刚开始，门口就走进两个人，是纪工委的胡副书记和张处长，他俩都是办案老手。他们的到来着实把财务科长吓出一身冷汗，他慌忙说：“我们正在开会，马上结束。”转过脸，财务科长眨眼示意让大家赶快溜。见状，胡副书记马上宣布：“我们是纪工委的，你们不用紧张。我们只核实一件事，今年一月中下旬有一张发票，抬头写的是肖女士，内容是购一批铁锈红花岗岩，金额大约在两万元左右。这张发票是谁开的，并请这位同志回忆一下提货时的情况，比如交款人的样子，提货人的样子。”
这下大伙松了口气。不是税局来查账的，好办。于是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大家都在努力回忆。好半天没有结果。这时，还是科长拿了大主意，吩咐留下张、李、王三位同志把一月份的票据调出来，看看是谁给这位肖女士开的票，谁就回忆，大家都不要走远，等候召唤。
大沓票据被翻出来查找，一个时辰过去了，才在众多凭证中拈出了那张票据，科长迅速把隔壁办公室的马大姐叫来，对她说：“这是你的笔迹，请你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
又矮又胖的马会计哭丧着脸说：“那么多人，又过了那么久，我怎么记得住？”
她刚说完，胡副书记就接着说：“不要紧，慢慢想，我们等你。”
马大姐心情才放宽了些，她想了许久，好半天才甩着头说：“硬是想不起，又不能瞎编。”
眼看该下班了，她心里更慌。她还盘算着今天买什么菜，因为读大学的女儿回来过周末。这时张处长开口说：“我提醒你两句，你看我说得对不对，能不能帮助你回忆起来。那天下午5点钟左右，来人是一个二十八九岁的女子，交的现钱。”
他边说边递过去一张照片：“你看是不是这人。”
马大姐接过照片一看，记忆的闸门一下打开了：“对的，对的，就是她，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右嘴角有一颗黑痣，和我女儿一样。她交钱时怎么数都还差200元，后来她左掏右掏还是凑不齐，于是她向同行的朋友借了200元。她的钱包是枣红色的，我当时心想，怎么和我去年被抢的那个钱包一个颜色，要说记起也就是这些了。”
马大姐没有再说什么，四周很静，只有胡副书记和张处长两个人“沙沙”的笔记声。
张处长边写边抬头问：“和那个女同志一块来交钱的人啥样？”
马大姐想了一会儿说：“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像个暴发户。我还记得，他脖子上的金项链很粗。因为快下班了，人少，所以我还多看了两眼。”继而她又补充说，“那条项链像拴狗的一样。”
马大姐嘟嘟囔囔地还说了些什么，大意是，关我们什么事，问这些干吗。她说的话两位领导没听进去。最后马大姐看都不看记录，就摁上了红手印，然后一转身就溜了。紧接着他们又到了库房，询问守仓库的老赵。老赵摇头说，每天来提货的人很多，自己只看单子不看人。
这下证人只有那个和肖悦一起来提花岗岩的中年男子了。
肖悦说：“那个人叫唐老二，是半路碰到的熟人，住在花岗岩厂附近，是叫来帮忙的。”肖悦还强调说，“他可以证明，那天是我交的钱，的确是我出资买的花岗岩。”
王胖子一口咬定花岗岩是他自己买的，他没有收受过肖悦的任何东西。他说，自己是党的干部，熟知国法党纪，受贿立案标准是五千元，何况这是两万余元哩。……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王胖子一口咬定花岗岩是他自己买的，他没有收受过肖悦的任何东西。他说，自己是党的干部，熟知国法党纪，受贿立案标准是五千元，何况这是两万余元哩。
现在的关键是要找到最重要的旁证人唐老二。唐老二家在距花岗岩厂不远处的新天镇。很费劲才找到坐落在山沟沟里的唐老二家，胡、张二人高一脚低一脚地走到唐老二家，天已黑尽了。
费尽周折找到他家，家里人却说他出车去了，不知什么时候回来。大门旁的黑狗“汪汪”狂吠不止。由于结案心切，胡副书记和张处长也顾不得这些了，就在他家门口坐下，一副要死守到底的样子。还好，不一会儿，唐老二出现在夜色之中。
他听完询问，马上不假思索地说：“是小肖交的钱，最后小肖还向我借了200元，说是还我，可到现在面都没照。”
唐老二还补充说：“这些当干部的硬是累，为了讨好领导，甚至还要自己搬运，不像我们当农民的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