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转过头，看见七个人，整整齐齐一排，站在离大门不远处，瞪大眼睛看着我。为首的是一位中年妇女，拿着一个大菜篮子，里面装着一条大鱼。
“可能有一点，没量过。”他拿开我的手。
“贝聿铭老前辈，”他说，“我格外喜欢他的内庭采光，而且，我也喜欢玻璃。”
“怎么不记得，你的死党嘛。”
他想了想，摇头：“那次我参加了一个莎士比亚的readingclub。我们几个同学经常一起朗诵诗歌。后来，学校搞了个文化节，club里面的人踊跃报名，要表演一段戏剧。那天我不在，他们把我的名字也报了上去。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个很大的学生文化节，戏剧表演定在学校大礼堂。我演哈姆雷特，观众有一千多人。我紧张得要命，第二天就长了一身这样的大包。”
“宾馆里有医生，还是名医呢。我对很多药物过敏，不敢随便吃药。他给了我一种软膏，让我每天擦三次。刚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床上有虫子。他们给我换了一间房，还是长包。我想，这是五星级的饭店，床上用品应当是严格消毒过了的。所以也就不再找他们理论了。也许就是水土不服。”
我们分头洗了澡，他老老实实地趴在床上，让我给他涂药。
“哎！你这妮子！大年三十跟你爸闹什么闹，你爸都来好几个电话了。”姨妈在那头披头盖脸地训我，我在这头都能感到她乱飞的唾沫。
“what!你……你可以滑雪？”
吃过早餐，沥川陪我到附近的商场买了换洗的衣服和鞋子。我给姨父姨妈买了她们最爱喝的糯米茶，给豆豆买了玩具，给珠珠姐买了化妆品。沥川将我送到姨父工厂的宿舍区门口，他拿着双拐，跳下车，替我开门。
我只好跟着他来到前台。
“跟我来一下。”他不客气了，连“请”字都不说了。
“不看医生，医生难看。你洗完澡好香，我就要看你。”他让我坐在床上，自己拿着毛巾，一缕一缕地，替我擦乾头髮。
我猛然想起我身上穿的还是白天骑自行车时的衣服。一条被尘土染成黄色的牛仔裤，一件紧身黑色羊毛衫。头髮没梳，乱糟糟的。一副失足少女模样。被这金碧辉煌的大厅一衬，在那保安的眼里，就像一只灰溜溜的过街老鼠。
我拉着他的手不放：“跟我去见姨妈吧，我姨妈比我爸好说话。她一定会喜欢你的。”
我摸了摸他的额头，滚烫。
“青天白日的，演什么武打片嘛。”他哼了一声，拉开门，让我上车。
我推开他的手，掀开衬衣。
“姨妈，我是小秋。”
工作人员说：“是这样。王先生说，他希望把临湖的那间房让给他的女朋友。”
“trustme,”他说，“跳舞可能需要两条腿，滑雪一条腿就够了。以前我每年冬天都回瑞士滑雪。去年还滑过哪，高山大雪坡，感觉特豪放。”
然后，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我去洗澡，出来，没衣服换了，只好穿他的衬衣和短裤。趁这当儿他去订了一份晚餐，我狼吞虎咽，一扫而光，都不知道是些什么菜。
“沥川同学，你……你不要命啦！”我听得心咚咚地跳，又是羡慕，又是崇拜。
“走吧，早去早回。”他伸手过来，帮我系紧风衣的带子。
另一个人正在旁边打电话，听见我的名字，连忙走过来圆场：“不要误会，不要误会。小姐，对不起。老蔡，我来解释一下。是这样，几个小时前，709号房的王先生打电话过来，说他的女朋友今晚会住进来。他则搬到隔壁的708号。已经办过了手续。”
我举起手，向众人“嗨”了一声：“姨妈！”
“我也是。”我得意洋洋的说：“能吃，能喝，能睡，能玩儿，充实幸福地度过每一天。”
“不提供，”他说，“我不喜欢看小的显示屏，这些都是我在这里买的。”
他想了想，说：“下次吧。”
“我身上过敏，长了不少大包。你别看了。”他终于说。
“吃完年饭，到我外婆家看春节联欢晚会。”
“我不喜欢看电视。电视太吵。我们一起读书，好不好？”他文绉绉地说，“我的包里有一本哈姆雷特。”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电话响了一声，就听见我姨妈的声音。
他将满是泥泞的自行车放到汽车的后备箱里。
他的办公室里摆着三个二十一寸的苹果显示屏，另一张桌子上有一幅巨大的设计草图，旁边是几个空空的啤酒瓶。桌下是他的轮椅，碳纤维框架，非常轻便，折叠起来不到十三磅。椅垫是根据他的身体特制的。沥川绘图有时需要坐很长时间，只有坐在这张轮椅上，才不会太累。
那辆奔驰就停在他们旁边。
“没带。”
我依偎在他怀里，不肯走。
“你在发烧？多少度？”
说完这个，我想起了什么，连忙问：“对了，那个时候，你是一条腿，还是两条腿？”
“我刚到昆明。敏敏姐回来了？”背景音，一片喧闹。
“你的手提不够用吗？”我问，“为什么还要这么多的显示器？宾馆连这个都提供吗？”
“沥川，你可别生病，一病就是一个半月。”我坐在床头，把冰块装进密封袋里，用毛巾包着，压住他的额头。他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好。
我独自到楼下的医务间给他拿了退烧片和一包消毒用的棉签。吃了药，他沉沉地睡了，到了夜半，他要爬起来。我一把按住他，“我去拿。”
我看了看表，七点刚过。犹豫了一下，拨通了姨妈家的电话。
沥川一直睡到十点才睁开眼。而我，在他体温下降之后，睡了三个小时。在三个小时中，我胡乱地做梦。次次梦见沥川。这人就睡在我身边，我还要梦见他，我怀疑我自己，是不是太色了一点。
“不算浪费，如果能用它弄出好的效果图的话。”他眨眨眼，“有句老话叫什么来着，工什么，器什么。”
“小姐，我能帮您什么吗？”服务员忙着接听电话，一位保安走过来说，一脸严肃，神色警惕。
然后，我拨电话找明明。听见老友的声音，明明一阵尖叫。我面授机宜，三言两语，求她帮我圆谎。一切交待完毕，我收线，转过头去看沥川。
他垂下头，在我的额头上轻轻地吻了一下。然后推了推我，说：“我觉得，我们好像被围观了。”
他按住了我的手。
“是秘书给你订的这家宾馆？”我问。
他看着我，气不打一处来：“这还用问，要是有两条腿，我还会紧张吗？而且我的同学还建议我最好不要拿手杖。他们说，我可以一条腿滑雪，就可以一条腿走路。”
“喂，哪位？”
“要不，你跟我回瑞士，我教你滑雪。”他搂着我，搂得紧紧的，“在这里，我要等你到二十岁才可以结婚。在瑞士，十八岁就可以了。”
“一点点，啤酒。”
“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吧，”他钻进后座，递给我手机，“夜半出逃，担心你的人一定很多。”
苏明明是我的高中同学，死党之一。她爸妈离婚后，妈妈嫁给了昆明市的一个商人。明明也就搬到了昆明。她们家房子大，她继父跑生意总不在家，我以前每次去姨妈家，都会顺便在她家住几天。
“哦，是吗？那我回去打电话好了。”我转身想走，他拦住了我。
“唔，你喝酒了？”我嗅到一丝酒气，还有，他一向冰凉的手，是烫的。
姨妈家就是一室一厅，要挤三家人，怎么睡。我说：“姨妈，还记得明明吗？苏明明？”
“什么时候到的昆明？”
我回到房间，地灯暗幽幽地闪着。沥川在黑暗中瞪着大眼看着我。
“我是过敏性皮肤。不过，”他说，“确有一次，我长过类似的大包。突然来，一夜长了一身，持续了几天，又突然消失了，一个也不见。那时我还在上大学，懒得看医生。”
那是一个套间，中西合璧，极尽奢华舒适。他替我脱下外衣，挂进衣柜。
我爸的手特别重。但这是他第一次打我。他倒是偶尔拿皮带抽过我弟，抽得他嗷嗷叫。如果我是家长，打孩子绝对是一种罪恶，可是，凡是我认得的人，人人小时候都被家长揍过，我只好说，这是一种文化。
我让他坐下来，坐到被子里：“那么，你还记不记得，那次你干了什么，引起了这样的过敏？”
他问一个工作人员：“小秦，709号房住的是哪一位客人？”
我心里暗暗紧张。我未满婚龄，和沥川也不是夫妇，怎么能同住一房呢。给人抓了，说也说不清啊。
“小姐，可以看看你的身份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