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奴隶制是一种人际关系，封建是一种政权架构，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方式，它们不是并列的概念，完全可以重叠在一个时代的社会里。
大唐私人蓄奴现象相当普遍，而且数量十分庞大。
贵族、豪强、商人，蓄奴成风。
岭南冯盎有一万多名奴仆，长安的王公们动则几百上千奴仆，一座长安城，有三分之一人口是奴隶。
河间王李孝恭、曹国公李绩，还有他卫郡王李逸，仅在京师都是有上千奴仆。
李逸在各地庄园作坊、矿场上的奴隶更多。
王公贵族和地方豪强们除了大量奴隶，还拥有许多部曲。
部曲比奴隶地位稍高，可也不是良民，仍属贱籍，依附主人，为私家所有，在隋唐以前，部曲更多的是私人武装，而到了隋唐，部曲慢慢演变成了从事劳作的仆从。
他们的身份是半自由的，这些人是没有自己户籍的，依附于家主。多数是由奴隶中选拔而来，和部曲身份差不多的是客女。
大唐贱民阶层，是士族和庶民之外的阶层，归属于私人的有部曲、客女、随身、奴婢，还有官贱户，为公乐户、官户、杂户，公乐户都是乐工伎女，而官户也称番户。
在这七大类贱民中，
部曲和客女算是地位稍高一些的，有一定的自主权。
刚刚升为起居郎的褚遂良向皇帝进谏，
认为之前李逸推动的主客户制度挺好，把无地的佃民授予客户身份，对这些无地或少地的百姓，免征租调，给他们极大减轻了负担。
过去有大量的佃户，虽被归入良民范畴，可许多人也是逃户，没有户籍，依附私人，这就使得朝廷对这些人口无法掌控和利用，贵族豪强则掌控着这些人口资源。
现在，褚遂良就建议，不仅把佃户纳入客户，还应当把部曲、客女都纳入客户身份。
理由则是部曲、客女不再完全是没有自由的贱民，国家应当给予这些人客户身份，视同佃户。
不论主户、客户，都是登记户籍，成为国家编户的，只不过承担的赋役不同而已。
中书厅，
李逸看到皇帝转到政事堂的这道奏疏，眉头微皱。
谁都知道，部曲客女虽是奴婢放免过的，可依然完全依附于私人，他们只有少量的自主权，少量的私人财产，
在婚姻上，也是必须良贱不婚的。
部曲客女结婚，生的孩子也是贱民。
褚遂良说要把部曲、客女编为客户，这实际上就是反过来挖贵族豪强们的墙角，争夺人口。
但成为客户后，朝廷又不给这些人授田分地，却把他们视同良民里的佃户，反而是得承担户税、徭役。
更重要的是法律地位上的改变，
原来部曲杀良人，绞。良人杀部曲，减一等，流三千里。部曲杀主，斩。
主杀部曲，部曲有罪，勿论。部曲无罪，主徒刑一年。
如果部曲、客女也都获得客户身份，他们实际上就成了良民了，就算依然依附于私家，却只相当于雇佣。
褚遂良这样弄，对谁影响最大？
自然是拥有大量部曲、客女的人。
而李逸就拥有大量的部曲和客女，李家有许多奴隶，每年都会对那些表现勤快的，给予一部份放免为部曲、客女的机会。
这些奴隶经过一次放免后，成为部曲和客女，仍还依附于李家，仍为李家做事，但地位也上升不少，能够得到更多信任，担任一些工头等职事，
甚至能拥有自己的财产等。
褚遂良这是因为水磨茶被官营后发起反击了。
水磨茶全部官营后，对褚遂良和他背后的关陇集团来说，一年损失十几万贯，甚至本来以后这利润会不断增长。而现在不仅是水磨茶产业全没了，还影响到了水碾产业，
以后朝廷监管更严，许多不合规的水碾会被限制、拆除，对他们来说，这是割肉啊。
皇帝现在把这奏疏给他，透露了皇帝的态度倾向，肯定也是支持的。
魏晋以后，因为战乱，贵族豪强地主，拥有大量私部曲，亦称家兵，是且耕且战的私人武装。
但到了隋唐，部曲其实不再是私人武装了，他们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或家中服役。
只是如今奴婢、部曲的数量太多了。
私奴婢、部曲的数量，多的惊人。许多来自战争俘虏，也有来自战乱时破产的百姓，
更多的是为逃避赋役直接投附贵族豪强的编户，他们弃籍，甘愿做贵族豪强的部曲甚至奴婢，只因这样还能活下去。
而如今，
天下一统，战乱平定，
国家渐安定下来，可那些已经成为私人部曲、客女、奴婢的那些原来的编户良民，又怎么可能再脱身。
大量私部曲奴婢数量的增加，就意味着国家户口的减少，而国家根本就在于户口，因为这是税赋、兵役、徭役等的基础。
站在国家角度看，李逸的主客户，授佃户为客户，还有现在褚遂良提出的要把部曲、奴婢授予客户身份，都是长远有利的。
可一方有利，必然触及另一方利益。
李逸沉吟许久，并没有反对褚遂良的提议，他将之带到了政事堂会议，让其它几位宰相一起讨论。
宰相们传阅了一遍，
都没急着表态，这东西能出现在这里，其实就透露了很多信息。
杜如晦辞职在家休养，
现在政事堂还有六人，三省五个长官，加御史大夫孙伏伽。
魏征最先打破沉默，
“我觉得褚遂良此提议，于国家有利，可以采用。”
宇文士及慢悠悠的发问，“如果把私部曲、客女都编为客户，那可就意味着要承担客户的赋役，户税、徭役都得承担。
可大多数私部曲、客女的情况，大家都应当知道，他们比奴婢虽然强点，但也还是贱人，既无田产，也无家资，基本依附于私人。
让他们拿什么纳税，
他们甚至都没有自己的时间，如何服徭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