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邵氏当天就来了电话，问那公告是不是真的。
紧接着，马来西亚的发行商也来了电话。对方刚签了寰宇一部片子的发行合同，语气里带着明显的试探：“我们这边刚签了寰宇一部片子的发行，这……”
王磊没让他把话说完：“公告写得清楚，星海的影院不会上映。”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没再多问。
接下来几天，新加坡、泰国、印尼的几个发行代理陆续来电。
他们都是些中小型的发行商，业务模式都差不多，买下一些香港电影的版权，推到当地华人区的影院上映。
手里攥着的多是些恐怖片、喜剧、武侠片，指着这些糊口。
询问内容基本相似，公告是真的吗？已经签了的合同怎么办？
星海的答复始终如一，表示按公告办。至于签了合同的，星海出违约金。
但这还不是最狠的。
真正让那些发行商无奈的是，是星海私下发出了警告。
从今天开始，但凡敢再和“香港电影联合阵线”成员签发行合同的，你手里其他公司的电影，也别想再上星海的院线。
总之，星海的态度就一句话，我知道我会亏，但我宁可亏，也绝不让你们上。
要知道，这么干，星海可能亏损上亿，甚至更多。
但正是这种不惜代价的态度，让圈子里一片哗然。
“星海这是来真的？这么狠？”
有人回答：“废话，都发公告了，还能是假的？”
也有人替那几家加入了“联合阵线”的电影公司捏了把汗，指出：“内地少五分之一，东南亚市场几乎全断，他们以后怎么活？香港本地那点票房，够干什么的？”
“人家不是说了吗，宁可少赚也要抗争到底。”
“抗吧，看能抗多久。”
没多久阵线公司有合作的东南亚发行商，陆续打电话过来，找各种理由推掉了接下来的合作。
有的说“档期冲突”，有的说“资金周转不开”，还有的直接表示不会再合作。
没办法，整个东南亚做华语电影的圈子里，华人区的电影院不是星海开的，就是星海入股的，在这个市场上，星海无可替代。
消息传到林小明那边时，他正坐在一个私密的会议室里。
房间不大，烟雾缭绕。除了他，还有银河映像的杜琪峰、中国星的向华强，以及三四家小公司的代表。
向华强是表态之后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靠在椅背上不怎么说话。
他猜得到事情背后有推手，但从没见过那些人，一直都是林小明在操作。
一个小公司的人先开口了，语气里压不住的急：“对方果然封杀我们了。星海这手太狠，我们那点家底，扛不了多久就得倒闭了。”
旁边有人接话：“就是，能不能先来点实际的？资金上支持一下？我们冲在前面，总不能让我们自己扛吧？”
“关键是，事后真能拿下星海的一部分资产吗？我看他们现在这么强硬，别到最后我们全折进去，他们屁事没有。”
林小明抬手往下压了压，示意他们稍安勿躁。
“后续计划马上就会开始。”
其实他们本就等着星海封杀，封杀越狠，舆论越大，后面才能继续起来，现在星海动了，正合他意。
至于这些小公司，确实不堪一用，但他不在乎。
他只需要有人冲在前面，有人壮大声势，有人让外界觉得这是“香港电影圈集体反抗”。
至于许诺的回报，让星海付出一些资产作为代价，自然是真的。
否则他也不会当这个马前卒。没好处的事，谁干啊？
除非他傻了才会主动对上星海，别的不说，就星海现在的这套做法，他根本没辙。
人家封杀，连带所有合作方一起警告，哪个发行商还敢接他们的片子？
针对星海的公告，林小明第一时间召开了记者会。
镜头前，他怒斥星海“霸权”“欺人太甚”，声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他们以为封杀就能让我们低头？做梦！”他宣布，将继续联合更多香港电影人，抗争到底。
两方就像是在玩回合制游戏，你出一招，我接一招。
这一次，封杀引起的反响远比之前更大。
因为下场的已经不只是电影圈，李阳之前就猜测到的香港文化界，也开始发声。
封杀公告发布后的几天里，几家文化机构和高校学者密集表态。
某大学文化研究系教授率先在报上发表评论文章，标题直指要害：《资本霸权与文化自主，香港电影的生死关头》。
文章的核心论点清晰：星海的封杀，已经不是商业行为，而是对香港文化空间的挤压。
“当院线资源被控制时，创作自然会向那个方向倾斜。到时候，香港电影还拍什么？拍他们想看的，不是我们想拍的。”
他在文中写道：“当市场被单一资本垄断，文化的多样性必然消亡。香港电影需要保护，不仅仅是商业上的保护，更是文化上的保护。”
更尖锐的批评在后头：“审查制度已经让香港电影丢失了很多东西。如果连市场都被内地资本垄断，香港电影还能剩下什么？一个没有自由，失去了灵魂的躯壳。”
香港主流报纸迅速跟进转载这篇文章，标题处理得一个比一个激烈：
《学者警告：香港电影面临“文化清洗”》
《外来资本之手伸向香港，谁来保护我们的文化？》
《星海封杀八家公司，下一个是谁？》
紧接着，几场座谈会陆续召开。
某文化团体以“香港文化主体性危机，从星海封杀看内地资本对香港文化的侵蚀”为主题，邀请了多位学者发言。
会上不断出现“审查制度+资本垄断正在扼杀香港创作自由之类的论调。
这些言论很快又被媒体捕捉，新一轮报道开始集中渲染“文化保卫”的话题。
与此同时，一封名为《捍卫香港文化自由》的公开信流传开来。
签名者包括部分大学教授、文化评论人，甚至还有几位文化部门的官员。
这封公开信很快突破了娱乐新闻，被香港主流媒体转载，标题更加具有煽动性：《文化界声援电影人：香港不能失去自己的声音》。
短短几天之内，舆论的风向彻底从“商业纠纷”彻底转向了“文化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