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每年都在香港过春节。我爷爷是个美食家，前几年，他每年都要带着我们几个孩子趁假期在国内旅游，品尝美食，寻找创新的灵感，这是他的事业和工作。由此，我们走遍了香港、上海及国内所有的大城市，对那里的美食谙熟于心。
我从来不认为这是值得炫耀的事。但朋友却不这样理解。他们认为这是我采取的人生策略之一：不动声色，以后发制人。
我泡吧、飙车、健身、品尝红酒，但我最喜欢的，却是静静地一个人坐在电脑前，浏览“鬼话连篇”。
就像爸爸，试图用茶香驱散工作中的血腥。我喜欢感受别人的人生，他们的人生，似乎更曲折离奇，有更多悲欢离合。也许，每个人都有一个叶公好龙式的潜在的愿望，给自己点缀一段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
“真讽刺啊。”她说道，“也许这段经历会越来越诡异，把你吓得尿都飙出来呢。”
我觉得这个女人真是一副冷酷心肠，立刻下线了。
一觉醒来，我发现整栋楼的人都在谈论巴士坠江事件，杨大姐的声音最大,好像她很有发言权的样子，玲玲和女伴则在楼上楼下地对话，她昨晚差点把她妈妈活活吓死。现在居然还拿她妈妈昨晚的表现当成笑话。
我忍不住走到阳台，瞪了她一眼。她心虚，毕竟我抓住了她在夜店鬼混的把柄，便急忙吐吐舌头，缩回家去了。
所有登载事故报道的报纸都被抢售一空，小韦起得很早，报纸买回来了，早餐也买回来了，人去上班了。
不可否认，和他住在一起真是享福。说来也怪，二十八岁的人了，居然还交上一个类似家人感觉的朋友，是不是就如“永远不会忘记”说的，我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听小韦的朋友说，他有个臭脾气，估计都给他那帮哥们儿领教了。他虽然比我小两岁，却在生活细节上处处照顾我，难怪他的那群朋友看我们的眼光都很纳闷，不知道我俩靠的是什么魔法，在一起相安无事，而且过得挺默契。
看着报纸，我的心又沉了下去。
早报本市急电（记者吴琳泉）昨晚11时50分左右，一辆载有五六十名乘客的7路公共汽车在本市城东大桥中段翻入龙江。据桥上目击者介绍，当时该公共汽车在大桥上自西向东行驶，时速约四十公里，车子行进至桥中段，路灯突然熄灭，汽车撞上路中央的一块施工石墩后失去控制，冲过逆行车道，飞上人行道，撞开护栏后坠入距桥面约三十米的江水。由于刚降大雨，夜晚能见度极低，估计车上乘客和司乘人员生还希望渺茫……
另，逃过鬼门关的幸运儿：
由于超载的缘故，该公共汽车在开到城东大桥的前一站（花圃站）没有停车载客，使站台上的候车人群怨声载道。其时，他们并没有想到自己却由此侥幸逃过一劫。
早报本市专电“8·9”事故救援和善后处理办公室设在环东路探矿小学内，请遇难者亲属带上有效证件辨认遇难者照片，办理认领手续……
鬼使神差地，我来到了环东路探矿小学，因为周末的缘故，教学楼里静悄悄的，校园后面的一排低矮的老房子被临时借用为事故处理办公室。
操场上、教学楼的厕所里都隐藏着人，低泣声和烟雾把他们的位置出卖。胆怯的人抱着一线希望，不敢踏进办公室。他们在门口发疯似的徘徊，嘴里念念有词。
也有一群不停发布最新消息的人士，他们以妇女居多，脸上带着惋惜和沉痛的表情，大多是陪同而来的朋友，一边安慰死者家属，一边凑在一起交换信息。我从他们口中得知，至今早八点，总共打捞出45具尸体，29具已被认领。
我正要走进办公室，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把我吓了个哆嗦，倒退出来。办公室内，有一家人哭成一团，主妇扑通跌在地上，隔壁的医生护士也闻讯而出，与办公室里的工作人员一起，把他们扶到临时卫生所。
真惨！旁观者欷歔不已。新来的人焦急地冲进办公室打探消息，颤抖的声音，憔悴的神情，一丝丝渺茫的希望之光在眼中近似乞求地闪烁，让我不忍目睹。
一个人拍拍我的肩膀，我回头一看，是昨天在桥上的交警。他的目光很温和，让我暂时改变了对他们这一类人的印象。
他关切地问：“你朋友有消息吗？”
我摇摇头。
他同情地说：“我陪你进去，再看看，你知道，照片……有时候会走样。”
我一阵内疚和难受，就把真相和盘托出，说自己只是在认领一个萍水相逢的外地女子。
听我说完原委，他没有一点责怪的意思，反而说：“哦，这样啊，那我放心了。昨天见你在桥上发呆，我还怕你想不开，特地交代同事盯住你。对，你做得对，平城人，就要有善心。我也会帮你留意一下。”
这时，辨认照片的人越来越多，报刊、电视台的记者都来了。我被迫再次巡视那些照片，看是否自己遗漏了什么信息。看着那些惨不忍睹的照片，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词形容，生活在此展现了非常狰狞的一面，命运的残酷、生命的渺小和脆弱都让人惊心动魄。
一位穿黑裙的圆脸姑娘走出办公室，把剩茶泼在花圃里。她是事故处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我看出她故意在那儿停了一下，因为办公室里响起新一轮的哭声和惊天动地的哀号。
不能说她是给吓住了，只能说她的神经要崩溃了。她懊恼地张着嘴，愣愣地透过窗户，望着我，我脸上也有同样的表情。
办公室内有个女交警唤着她的名字，她急忙闪身进来，一会儿又出去，提着簸箕和铲子进来，清理污物。又有两三个工作人员把家属转移到隔壁的卫生所，他们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表情沉重，眼圈红红的，嗓子嘶哑。
我对那个黑裙姑娘很好奇，她的脸上写着震惊和恐惧，还有一丝很不情愿的，类似胆怯、厌恶的内容，这使她的身份很模糊。
我的意思不是说她缺乏同情心，我想，除非工作需要，否则也没有人愿意泡在这里，去感受别人那种难以言喻的哀痛吧？我知道很多人看了事故报道都很难受，也有很多志愿者愿意对罹难者家属们伸出援手，但这并不能由此来苛求前一种人，比如这个姑娘，她宁愿回避，也不愿面对这种生离死别的场面。毕竟，在如此悲惨的场景面前，大家都无回天之力。
一对中年夫妻在亲友们浩浩荡荡的陪同下走了进来，妻子几乎是给人搀进来的。亲友们大多是年轻人，脸上表情各异，有心存侥幸的，有内心担忧的，有故作轻松的，有目光惊惶的。他们来找一个小女孩，确切地说，他们希望找不到这个小女孩。
我怔怔地看着这位父亲，想起了车上那个背书包的小姑娘，她对单身女郎说：“大姐姐，你好漂亮哟。”父女俩的单眼皮如出一辙。
我问他们，小姑娘是不是背着一个土黄色的书包。大家都惊惶地望着我。我忽然后悔了，我干吗要充当这个角色？他们的一生可能就被我的这个消息所改变。
做母亲的脸色惨白，她看我的眼神居然有一些憎恨和厌恶。她皱着眉，“你是哪个？”
父亲的理智还算清醒，对我说了句：“抱歉”。
我喃喃地说自己是公共汽车上的最后一个目击者。
工作人员也提心吊胆地望着我，所有人都在愣愣地望着我，这个房间失去了的重心，忽然全都压在了我的身上。
“我记得好像……有一个小妹妹，她背着个黄色的双肩书包，讲平城话……”我的声音低下去，硬着头皮，艰难地说，“她梳一个马尾辫。”
亲友团顿时有人哭出声来，母亲仿佛从很遥远的地方看着我，憎恶地问：“你是哪个？”
两秒钟之后，场面混乱，母亲晕倒，亲友们乱成一团，丈夫扔下妻子，捂着头蹲下去，工作人员都从桌子后面站了起来。
黑裙女孩很不赞成地看着我，悄悄地责怪道：“这个车上的乘客，光是小孩子就有四五个，你怎么可以说‘好像’这一类不负责任的话？你怕不开口，人家把你当哑巴卖了？”
一位善解人意的女交警用眼色制止她说下去。
孩子的父亲缓缓站起来，他好像一下子老了十几岁，对黑裙女孩说：“小姐，不要怪他，这位先生，他没有讲错。我……”他虚弱的声音让我们都听不清。
他痛苦地说：“其实，今天我从《平城早报》上看见有报道说在车上捡到一个孩子的借书证，名字给水泡得看不清，好像姓吴，我就预感到不对头。”他泣不成声，而他的身后，早已是哭声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