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食堂的小包间，大师傅做了一桌地道的土菜，大家边吃边聊，通过李亚红和李科长的交流，王延光方才得知宋朝阳为何如此激动。
原来现在各家研究机构的日子都不好过，能保工资就不错，设备、试剂、测试费普遍短缺；农业类所尤其紧张。
今年的国家财政支出预算里，科研基建费仅有48.55亿元，很多农业类研究所拿到的经费里面，人头费占大头，基本没钱搞设备、试验。
就算是茶研所这样的龙头研究机构，依旧普遍使用80年代、90年代初的旧设备，好多都超期服役了，想买台新设备，往往要“打报告+等几年+多部门凑钱”才能到手，根本无法追赶国际前沿研究。
而且这种情况短期内根本看不到缓和的迹象，事实也确实如此，从1995年到1999年，受大环境影响，科研经费长期处于低谷，到末期才略微回暖。
直到2000年后，国家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科技支出每年增长20%以上，2001年启动农业科技跨越计划、2002年国家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这些农业类研究机构的日子才稍微好过了一些。
2006年后才逐渐宽裕，研究所基建、仪器更新、实验室改造大规模铺开，几十万乃至上百万的设备不再是“天文数字”，很多所一次性配齐，人员薪酬、设备、试剂、国际交流都比较充足。
2012年后，这些研究机构才真正实现了宽松，不光经费越来越充足，自主权也越来越大，搞研究也不用再束手束脚了。
王延光上辈子没接触过科研领域的事情，对这些不太了解，他只记得2000年前后，在西安承包工程的时候，听说好多研究机构的日子不好过。
如果以这个时间点作为判断，那农业类研究机构的苦日子还得再过几年，公司只要愿意投钱，能买来好设备，就绝对不用担心没有高校、研究机构愿意和他们合作。
最早西南农大被经费吸引到丰阳县，然后是白良成、李亚红等专家，前不久又和西北大学、西北农林合作兴建了茶饮料实验室，现在连茶研所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如果能借这个机会，把公司的研发能力提上去，等到2000年的时候，肯定会获得一大批高质量的专利，为公司建起技术护城河，让公司能在愈发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宋朝阳等人在实验室泡了个把星期，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没办法，这次出差的时间有限，所里还有一堆活等着他们去干，可不能一直待在这里。
“我肯定会回来的。”上车的时候，他大声喊道。
果然，回去没几天，他就给王延光打来电话，“王董，所里开会通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