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山西/山东/湖广/福建……天下十三省之中，此处乃是重中之重/尤为关键/破局之点……”
这句话，在最近几日的仁智殿内，密集地响起。
但是句式相同，不代表内容完全相同。
催缴赋税、清减民困、吏治清理、筹备新政。
除了贵州以外，这是每个省份的督抚小组，共同的四项任务。
这其中的赋税与吏治这两项，是深度耦合的。
“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的说法，经过几个月的发酵，已经成为当下朝堂的政治正确。
按这套理论，大明的税，在事实上每年都绝对征够了，甚至还会多征出许多倍。
只是这些正税、杂税，甚至说血税，并没有流到中央手里。
基于这个理论，地方上收不到税，朝廷并不是不能接受。
毕竟天灾不可预测，过去数年间征收的新饷，也确实将天下生民压榨到了极限，地方凋敝确实是实情。
但是，收不到税，难道连贪官也查不到吗？
这位督抚，你是认真的吗？
你的意思是，在这天下乌鸦尽黑的时候，你居然能够找不到黑乌鸦？
真能在重重筛选，反复规训，反复方案确认之下，还能出现这等不顾自己前程的神人，朱由检也只能说个6字。
总而言之，新政的规矩其实非常清晰。
要么交钱，要么交头。
可以是你的头，也可以是贪官的头，二选一吧。
当然，这只是最直白的版本。
朝廷怎么可能把这么赤裸裸的东西，明旨颁发呢？
各种政策、各种绩效目标，仍旧是要披上一层温情脉脉、冠冕堂皇的外衣的。
若非如此，朝廷又怎么会将一个极难量化的“减轻民困”，列为核心考核指标呢？
至于筹备新政这一项，反而最为简单。
每个省，只需选出一个大县，三个小县来开展试点。
相较于每个省至少上百个县的庞大体量，这实在算不上什么繁重的任务。
与其说是逼着地方出政绩，倒不如说是在为后续的新政铺垫罢了。
而与之一起承担吹风、铺垫任务的，还有京中待考的六千余名士子。
等结果公布，那些落榜的人，终究要重返乡里。
他们带回去的所见、所闻，以及后续源源不断的大明时报，以及其他各种政论报刊，都会持续不断地影响整个大明。
到那个时候，才是新政的风浪，真正扎根在这个时代的时候。
而抛开这些共性任务，十三省又有各自截然不同的特殊使命。
例如四川、湖广、河南这三省。
因为毗邻陕西，粮食的生产建设，自然成了重中之重。
——哪怕原本不重，永昌帝也会想方设法让它重起来。
顺带着，商旅贸易的提升，多数也被列为次一级的任务。
货物流转，银钱互通。
只有这两条脉络彻底运转起来，等到陕西的旱灾真的一发不可收拾时，这种成熟的银货通道，才能在朝廷的调控下，转变为粮食通道和人口迁移通道。
这也是朱由检在陕西还未崩溃前，勉强能垫上一手的准备了。
再例如贵州。
这里是奢安之乱的绞肉机前线，更是与其他省份不同。
这场战争，起于天启元年。
而叛乱的源头……说起来和辽东也有关系。
天启元年九月，朝廷要求永宁、水西两个宣抚司，调集两万土兵奔赴辽东作战。
然而这个时间点，辽沈已然沦陷，前一波调过去的四川土兵，也早就死在了萨尔浒之战中。
这种要求，简直是和送死无异。
奢崇明，正是借着这股风浪，卷起了底层土兵的意向，起兵作乱。
今赴辽是死，举大计亦死，死国可乎？
然而，大明打不赢建州，难道还打不赢你个土司吗？
到天启三年时，大明从措手不及中反应过来，朱燮元统合各路兵马，败奢崇明于永宁，并进追水西龙场，擒获奢崇明妻安氏、弟奢崇辉及叛军大学士、经略、丞相、总督等文官武将多人。
大梁国就此陨落，成为流亡政府。
而奢崇明的老家永宁宣抚司，更是直接被废除。朝廷在此设置道府，改土归流。
因此，现下四川的战斗已经结束了，真正的战场前移到了贵州水西宣抚司。
然而这个地方高山峻岭，易守难攻。
于是，朝廷采用了傅宗龙丁忧前制定下的方案。
一句话概括，就是结硬寨，打呆仗，步步蚕食。
水西安家的势力，不仅仅局限于水西宣抚司，他的外围还盘根错节地依附着仡佬、龙仲、蔡苗等诸多藩篱。
傅宗龙的对策就是三步：
第一步：
沿着鸭池河，逐步占领要地，将这些外围藩篱逐一绞杀。
然后挖深沟，筑高台，设立烽火与炮台，从而守住沿河要地。
第二步：
训练水兵，整训舟楫，沿河日夜骚扰，袭击叛军靠近河岸的耕地，让他们无法耕作，缩小他们的势力范围。
期间严格封锁，一粒米，一点物资都绝不让流入水西之地。
第三步：
等到封锁线彻底成型，便对前期的战果分功定赏，敕封指挥使、把总、小旗。
紧接着就在当地就地屯田，设置卫所，将打下来的田地分发给有功将士，作为世袭产业。
然后招抚流民，屯田耕作。
一边减轻粮草压力，一边整训军队，清整武备。
在这个方案下。
大明坐逸待劳，而叛军却要以水西一地那点可怜的产出，供养自己的兵马，还要养活从川南溃退过来的奢崇明残部。
久而久之，他们必然会耐不住性子主动出击，甚至因缺粮而爆发内讧。
这种毫无英雄气概，甚至显得有些傻乎乎的乌龟型打法，却偏偏极其对永昌帝的胃口。
稳健，保守，不犯错。
所以，哪怕奢安之战目前每年仍要吞噬百余万两的军饷，中枢也未曾下达过任何催促速战的旨意。
派去贵州的巡抚，兜兜转转，最终还是定了傅宗龙出任。
哪怕这家伙如今还在家丁忧，甚至并不在本次督抚的考选范围之中。
管他的，夺情起复！能者多劳！
就决定是你了！傅宗龙！
——反正他本来就是云南人，这趟出差，也不算离家太远。
（附图，永宁、水西的位置，这种就是所谓的土司，事实上，湖广这个时候也有很多土司的）
至于广东、福建等地。
外派巡抚的特殊任务，则更偏向筹备开海事项。
当地的海商都有谁？各自的势力如何？
谁在反对开海，谁在赞同开海？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摸清底细，慢慢试探，最后统一把人带入京城，来和朝廷面谈。
若真的不行，福建不愿意开海，那广东愿不愿意？
两广的走私寡头不愿开海，那正经商人愿不愿意？
沿海的海寇不愿意开海……
那外边的夷人又愿不愿意呢？
郑芝龙不愿意，那许心素愿不愿意呢？
刘孔敬鼓吹了那么久的开海，却一直未曾得到皇帝的点头。
其实并不是因为开海不可行，而是刘孔敬这个书商世家出身的人，对东南沿海的认知，其实太过浮于表面了。
也是……刘孔敬家在福建省建宁府建阳县，武夷山的茶他是懂的，但大海他却真没那么懂。
（附图，建阳县位置，北一点就是武夷山）
随着一个个钦差小组的谈话结束。
那些基于后世印象、世情查调结果所定下来的任务指标，被一一敲定。
一大批朱由检在后世根本没听过的官员，就此被撒向了大明的四面八方。
但每撒出去一个人，永昌帝心中自信便多上一分。
如今做的事情，和历史上的崇祯相比，其实也没多少分别。
无非就是：
派出的人数更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