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外国女子则同前来的警察咕哝了几句，然后也甩开大步，朝莫里哀路29号走去。
那么，这位机警地保护宋庆龄安全的外国女子是谁呢？原来，她就是《法兰克福日报》驻中国特派记者、同时担任宋庆龄英文秘书的美国作家史沫特莱。
史沫特莱出生在美国西部密苏里州。她的父亲是印第安后裔，是个贫苦的农民。史沫特莱从小饱受了美国种族歧视和阶级压迫的双重苦难，但同时也造就了她勇敢坚强的性格。她从童年起就卖报谋生，后来又在富人家庭当侍女；她当过卷烟工人，推销过书报。但是这些粗重的劳动并没有熄灭她心中求知的火焰。史沫特莱曾进入一家慈善机构办的学校读书，却连小学都没有读完。但她始终没有放弃刻苦自学。史沫特莱善于观察，勤于思考，不断写出有独特视角和蕴含深刻主题的好文章。终于在1928年，她以《法兰克福日报》和英国《曼彻斯特卫报》两家报社特派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
当年宋庆龄从欧洲回国后，她当时的助手胡兰畦每天帮她分送信件，并代为接待一些客人。一天，胡兰畦收到一封英文来信，信封上注了个“急”的字样，前几天宋庆龄去看望大姐宋蔼龄，且当时就住在大姐家里。胡兰畦看到这封信是急件，就赶忙送到宋庆龄手上。宋庆龄当场打开阅看，看完后她对胡兰畦说：“这封信写得好！写这封信的人英文基础很深厚，话不多，很短，但遣词用句都是很美的。”宋庆龄当时称赞的这封信，正是史沫特莱写的。那时候她们彼此还不相识。史沫特莱的那封信，是为了营救牛兰夫妇，想请宋庆龄在百忙之中给她5分钟时间，听她当面把有关情况谈一谈的。
既是人命关天，信又写得那么美好，宋庆龄立即安排了时间，请写信人前来面谈。
史沫特莱比宋庆龄大一岁。想不到，她们竟一见如故，像姐妹一样。这使得史沫特莱大为感动。在她童年的记忆里，那些大人物都是高高在上、颐指气使且派头十足的，而这位中国前大总统的夫人竟是这样的平易近人，没有一点点架子。史沫特莱已经从鲁迅口中听到过一些关于宋庆龄的介绍。这次见面，更加印证了鲁迅的介绍。从此，她们就成了密切来往的好朋友。
史沫特莱当时在上海的外国人圈子里是个活跃人物，她有许多朋友。自从和宋庆龄结识后，她陆续把其中认为忠诚可靠、对中国人民友好的人介绍给宋庆龄，使宋庆龄在她的中介下，又结交了不少外国朋友：像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英雄--当时在上海工部局任督察的澳大利亚人路易·艾黎、像医术高明的美国大夫马海德等。通过史沫特莱的介绍，宋庆龄和他们成了终身不渝的知心朋友。
当年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后，宋庆龄的工作量大增，史沫特莱便担当起了宋庆龄秘书的重任。她负责用英文发布消息和处理通信事务，每一件事都极其尽心，常常忙到深夜还顾不上休息。她还利用自己外报记者的特殊身份，把国民党当局残害革命者、剥夺人民基本权利的罪行写成稿件，发往国外报刊和国内外文报纸刊登。当时，国民党特务曾多次向她发出威胁，她却不予理睬并照写照发。即便是从红军方面得到的胜利消息，她也设法发表出去。当时史沫特莱的这种忘我工作精神，使宋庆龄深为感动。
后来，蒋介石杀害了杨杏佛后，特别急于想知道这“杀杨儆宋”之计收效如何。经特务沈醉多日观察发现，暗杀杨杏佛确实收到了不小的成效，民权保障同盟的一些人被吓住了，该同盟当时已经无法开展正常工作；对于南京政府非法逮捕的政治犯，已不像从前那样一再公开地在政府人士间活动，并在报刊上公开对蒋介石进行谴责。但是，宋庆龄的革命活动并没有因此停止，她继续营救处于危险中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只是方法更加巧妙；并且她已经加强了情报的收集，往往把工作抢到特务们下手之前。就这样，一批又一批党的重要干部被她通过各种人和各种渠道护送到外地。
当蒋介石听到报告后，更加恼怒不已。当时虽有宋美龄和宋子文一再关注二姐的安全，使他不敢危及宋庆龄的生命，但蒋介石并不死心，还是指示戴笠要加强对宋庆龄的监视和骚扰，要经常制造些意外和险情，让宋庆龄知道她的安全并没有把握，从而迫使她在更多的时间里只能乖乖呆在家里，不敢随便到外界参加活动。
鉴于这种情况，史沫特莱决定除继续担任宋庆龄的英文秘书外，她又主动肩负了一项重要任务，这就是保护宋庆龄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