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究竟是不好到哪种程度呢？
我是否早已心裏有数，但一直不肯直面这个问题？
如果是，为什么？
疑问覆疑问，我似乎将自己逼到了一个必须审视自身立场的地步。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其实很容易，只要问alkaid，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她擅自扫描了他的身体，被我呵斥，却被他谅解。
alkaid必定是知道什么的。
然而，我和她之间的规矩是：我不问，她便不说。
公民健康状况的保密等级在新大陆位列三甲以内，没有特批许可，任何人都无权从数据库中调阅檔案。民用的机器助手也被明文规定禁止安装任何医用扫描器，只不过alkaid来历特殊，不在此列。
但这些并非要害。
我的癥结在于，否定知情的意义。
知道了又能如何呢？他是全科医生，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最清楚，治或不治，为什么，怎么治，他自有他的想法，无论是技术上的，还是伦理上的。
倘若我真的知道了一些什么，作为一个朋友——即便只是合作上的朋友——道义上我必须给出慰问，必要时甚至必须给出意见和建议，甚至是帮助。
而所有的这些，在一个全科医生的思维下，连一个充饥的画饼都不如，不仅如此，那么温和有礼的一个人，必定还要常常思考如何去礼貌地拂我的意而不致伤我的心，或者如何在今后的生活中小心伪装成听进去了那些话。
——实在不必如此给人添麻烦。
一直以来我都信奉着这样一条原则：如果道义无法为对方带来任何实际的帮助，那么就不要为它创造任何名不副实的人际关系。
冷漠么？无情么？
我也曾为此深深苦恼过，但从未改变过自己的原则半分。
雨仍旧没有要停的意思。
踩着微温的雨水重回停车场，找到自己的车。坐进车中，半湿的衣裤被皮椅挤压着贴紧皮肤，身体的寒冷渗入了内心。
“alkaid，”我问，“我什么都不过问，是否太过分？”
“不，”alkaid坐在副驾驶座上，金黄的眼睛无波无澜，“就按你心中所想行事吧。”
“好。”我将车匙插入插槽，启动引擎。
就在这时，手腕处突然铃声大作。
我差点从座位上跳起来：
难道是他？难道他出了什么事？！
心臟狂跳，如临大敌，慌乱地捋起衣袖拍开通讯器。
“您好，请问是摇光小姐么？”一个礼貌的、机械般的女声从通讯器的另一端传来。
不是他。
我松了一口气，浑身力量顿时几乎洩光，整个人瘫软在椅座上。
“我是，有何贵干？”懒懒地应答着。
“我是古斯塔夫大人的秘书，古斯塔夫大人让我通知您——”
“请让他亲自跟我说。”我打断她的话。
“对不起，古斯塔夫大人今天有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到现在还没回来，他让我——”
“那就让他回来后再亲自跟我说。”
“那，好吧。”那边毫不拖泥带水地挂断了。
关闭通讯器，坐在黑暗之中，心头掠过一瞬的茫然。
“是……那个人？”alkaid问。
“嗯，”我强打精神，开启雨刷，将车驶离停车场，“不知道有什么事。”
车刚拐上校道，铃声再次大作。
停车，打开通讯器。
“下周五请务必来我这裏一趟。”久未耳闻的声音传来，依旧是冰冷地不带任何感情。
“什么事？”我问。
“有关你父亲的。”
说完，挂断。
单刀赴会
星期五，我的感冒彻底好了。
雨水少了些，但仍旧断断续续地下，时大时小，好像一个刚刚经历过大悲的人，眼泪差不多哭干了，呜呜咽咽却仍未止息。
下午有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