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喝了一口，点点头，说了一句很官方的评价：“不错。”
廖铭禹喝了一口，看了他一眼：“你说不错的时候，嘴角在往下撇。”
方敬尧闻言哈哈大笑，倒不是金三角的咖啡豆难喝，而是早已习惯喝茶的他，实在喝不惯这冲脑的苦涩。
缅甸的稻米也恢复了战前水平。仰光港满载大米的轮船驶往印度、锡兰、香港，一去就是几个月，回来的时候船空了大半，但船舱里的货款比大米还重。
印尼群岛的热带作物种植同样铺开了。苏门答腊的烟草、爪哇的蔗糖、婆罗洲的胡椒、西里伯斯的可可，样样都是国际市场上的硬通货。
联盟农业部定了一个规矩：凡是改种经济作物的农民，政府提供技术指导和低息贷款，产出由联盟统一收购。
不是卡脖子，是怕跌价。一家一户去跟国际商行打交道，一百个里面九十九个被坑。联盟出面，拿到的价格至少公道。
德光岛的船坞、黑河的兵工厂、仰光的飞机制造厂、各地的农场和矿山，工业体系和农业体系交织成一个巨大的网络，而把所有东西串在一起的，是交通。
特建局铁道处的铁路已经修到了暹罗边境。不是南洋联盟出钱给暹罗修路，是南洋联盟自己出钱在自己境内修路，路修到边境，暹罗人自己看着办。
銮披汶·颂堪不傻，铁路一通，暹罗的大米就可以通过铁路从曼谷运到边境，再通过新加坡港卖到全世界。
运费比走水路便宜两成，时间还短一半。
暹罗人算了一笔账，很快把境内的铁路从边境接到了曼谷。两国铁路正式对接那天，方敬尧和銮披汶站在边境线上，一人拿一把剪刀，剪断了彩带。
海陆联运的局面终于成形了。从缅甸到新几内亚，从马六甲到爪哇海，公路、铁路、水路、航空，四通八达。物资在南洋各地的流动比三年前快了不知多少倍。
德光岛的雷达也进行了第二代更新，网络覆盖了整个南海。从马六甲海峡到巴士海峡，从南中国海到爪哇海，每一艘进入这个区域的船只都在雷达屏幕上留下一个光点。
第一舰队的总吨位突破十万吨。六艘护卫舰、四艘驱逐舰、两艘补给舰，加上大大小小的辅助舰只，分布在从缅甸到新几内亚的漫长海岸线上。
这支舰队的存在，让南洋联盟从一个陆地国家变成了真正的海洋国家。不是守着海岸线过日子，而是走向深蓝。
廖铭禹在海军学院的毕业典礼上说了一句话，后来被刻在学院门口的碑上：“海军存在的意义，不是保护海岸线，而是让敌人不敢靠近你的海岸线。”
空军那边，第一支喷气式战斗机联队在仰光成立。一百五十架“枭龙”分驻三个基地，仰光、新加坡、苏拉威西。
从这些基地起飞，作战半径覆盖整个东南亚。从新加坡起飞，马六甲海峡全程在覆盖范围内；从苏拉威西起飞，望加锡海峡、龙目海峡、巽他海峡——所有进出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关键水道，尽在掌握。
一支军队的战斗力，不只看装备好不好，更要看人会不会用。
南洋革命军的训练体系已经逐步完善。新兵入伍三个月基础训练，半年专业训练，一年后才能分配到连队。
军官的选拔更严格，必须经过军校培训，所有的军事院校加起来，每年毕业的军官超过一千人。
乌敏岛海军学院的毕业生，有的在“南洋号”上当副舰长了。当年那批连军舰都没见过的年轻人，如今站在舰桥上指挥几千吨的战舰，镇定自若。
第一批学飞行的喷气式战斗机飞行员，已经能熟练驾机在夜间完成空中加油。
教员也不全是系统产线里的仿生人了。最早那一批的学员，已经有一部分转岗当了教员，把自己的经验传给学弟学妹。
郑振国在海军学院演讲时说了一句话：真正强大的军队，装备可以更新，老兵可以退役，但训练体系在，人就一直在。
到了1950年，南洋联盟的变化已经是肉眼可见的了。新加坡的街道两边，新建的高楼一栋接一栋。
百货公司橱窗里摆着本地生产的收音机、手表、自行车，以前这些东西全靠进口，一个贵过一个，现在自己造了，价廉物美，老百姓咬咬牙也买得起了。
方敬尧的政府搞了一个统计：1949年，联盟的人均国民收入比1947年翻了一倍。
不是说老百姓就富了，但饭吃得饱了，衣服穿得暖了，孩子能上学了，病人有医生看了。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就是好日子。
走在街头，再也看不到1945年刚光复时那种瘦骨嶙峋的面孔。战争已经过去了，真的过去了。
国际上，南洋联盟的地位也变了。与英国、美国、荷兰、法国、暹罗、柬埔寨、老挝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外交使团一个接一个到访，方敬尧三天两头接待外宾，忙得团团转。
最重要的是，南洋与华夏之间，已经开始了一些“不便公开”的军事合作。不是卖武器，是给技术。华夏需要的东西，西方不给，苏联给的不够，南洋有。
1950年春天，第二批从南洋运出的航空技术资料，经过香港中转，安全送到了北京。
据事后反馈，华夏的工程师打开这批资料时，很多人红了眼圈。图纸上那些精确到小数点后四位的数字，那些严谨到近乎苛刻的工艺要求，每一张纸都是心意。
廖铭禹后来听到这件事时，没有说话，只是一个人来到主席府的天台上，点了根烟。
那天海风很大，烟雾散得很快，散在风里，散进海里，向着北方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