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这几天的混乱中，最风光的人不是莱昂纳尔，而是孙文。
由于莱昂纳尔拒绝接受专门的采访，记者们求见无门，就把目光转向了莱昂纳尔身边的人。
尤金·阿杰特和约瑟夫·康拉德都是外国人，而且一个只懂照相、一个只懂航海，问不出什么；
鹿鸣馆的侍者和官员们又守口如瓶；于是只有孙文了。
孙文没有拒绝采访。准确地说，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应该”拒绝采访。
当记者在鹿鸣馆外拦住他，问他“孙先生，您对索雷尔先生有什么了解吗”的时候，孙文的眼睛亮了。
他就站在路边，用英语整整说了四十分钟，滔滔不绝，引经据典，还夹杂着大量“索雷尔先生曾经对我说……”。
第二天，《邮便报知新闻》登出了孙文的访谈，标题是《索雷尔氏之清国随员，畅谈文豪思想》。
文章里称孙文为“索雷尔氏最亲近的东亚弟子”，“虽年少，然见识不凡，谈吐从容，颇有乃师之风”。
孙文看完报纸，兴奋得在房间里转了好几个圈。他把那篇报道读了三遍，然后小心翼翼地剪下来，夹进笔记本里。
从那以后，每天都有记者来找孙文。孙文来者不拒。他站在鹿鸣馆的庭院里，被一群记者围着，用英语侃侃而谈。
他的英语虽然带着广东口音，但流利得很，而且说起话来条理清晰，时不时还能冒出几句莱昂纳尔式的警句。
“索雷尔先生说过，复杂的只是弱者的挣扎，强者只需要一招。”
“索雷尔先生认为，语言统一是现代国家的基石。”
“索雷尔先生对日本的评价？他说日本有‘菊’的一面，也有‘刀’的一面。具体是什么意思，你们自己去想。”
记者们如获至宝，把这些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还让报社的雕版师傅画了孙文的模样，和文章一起印刷出来登了报。
报纸上孙文穿着莱昂纳尔送他的西服，眼神明亮，虽然留着一根粗辫子，但看起来确实有几分“少年英才”的样子。
日本的年轻人们开始嫉妒了。
“那个清国人凭什么？”一个东大的学生在咖啡馆里拍着桌子说，“他不过是运气好，在夏威夷碰上了索雷尔先生。
要是索雷尔先生先来日本，我就是那个随员！”
他的同伴冷笑：“你？你英语说得过他吗？据记者说，他的英语好得像美国人！”
“我……”
“你呢？你连《血字的研究》的英文版都读不懂。”
那个学生涨红了脸，不说话了。
类似的对话在东京的各个角落里反复上演。日本年轻人一边疯狂追捧莱昂纳尔，一边对孙文羡慕嫉妒恨。
有人甚至给报社写信，建议“由政府出面，选派优秀日本青年，随侍索雷尔先生左右，以取代清国随员”。
这封信被登在《读卖新闻》的读者来信栏目里，引发了更大的争论。
莱昂纳尔听说了孙文这几天的表现，什么都没说。
只是在吃晚饭的时候，忽然问了一句：“你最近和记者说的话，有没有添油加醋？”
孙文立刻放下筷子，正色道：“绝对没有。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您说过或者我亲身体会的。我以人格担保。”
莱昂纳尔看着他，停了几秒，然后点了点头：“那就好。”
孙文暗暗松了口气。
他确实没有瞎编莱昂纳尔的话，但加了不少自己的理解和发挥，不过他安慰自己——严格来说，这不算撒谎！
不过莱昂纳尔似乎不在意。或者说，他默许了。
这几天里，莱昂纳尔也不是什么都没做。他陆续参观了东京的工部大学校、海军兵学校和陆军士官学校。
其中工部大学校是日本最顶尖的工程技术学府，由工部省直辖，专门培养铁路、矿山、电报、建筑等技术人才。
校长大鸟圭介亲自迎接，带着莱昂纳尔参观了绘图室、物理实验室、机械工坊和土木工程模型室。
莱昂纳尔看得很认真。他在物理实验室里停留了将近一个小时，详细询问了日本在电力研究方面的进展。
当得知工部大学校已经开设了电学课程，并且有专门的实验室时，他点了点头，说：“很好。”
就这两个字。在场的学生和教授们等了半天，以为他还有下文。但莱昂纳尔已经转身走向下一个展厅了。
在机械工坊，莱昂纳尔看到一台从英国进口的蒸汽机模型，停下脚步，问：“这台机器，日本自己能造吗？”
大鸟圭介犹豫了一下，诚实地说：“目前还不能。核心部件需要从英国进口，我们只能做外壳和一些简单的零件。”
莱昂纳尔点点头，没再问了。
整个参观过程持续了三个小时。莱昂纳尔全程表情平静，偶尔点头，问一两个技术性的问题，但从不发表长篇大论。
记者们跟在后面，拼命想从他脸上读出点什么，但什么都读不出来。
参观结束后，大鸟圭介请莱昂纳尔对学生们说几句话。
莱昂纳尔想了想，说：“你们学的东西，比文学有用。好好学。”然后就离开了。
这句话被记者们记下来，登在第二天的报纸——《索雷尔氏评工部大学校：比文学有用！》。
文章里写道：“索雷尔氏虽为文豪，然于工科之重视，溢于言表。其对我国工业教育之肯定，令人振奋。”
但校长大鸟圭介私下对同事说：“他说‘比文学有用’，意思是不是我们的文学太没用了？”
而莱昂纳尔在海军兵学校和陆军士官学校的参观过程中，说的话更少。只有在观看陆军士官学校的士兵操练时，忍不住说了一句“很好！很有精神！”
无论两所学校的校长伊东祐麿与曾我祐准如何邀请，他都用同样的理由拒绝了：“我不懂军事。”
离开陆军士官学校的路上，孙文忍不住问：“索雷尔先生，您为什么两次都说自己不懂军事？您明明……”
莱昂纳尔打断他：“我就是不懂。”
孙文闭上了嘴。
随后莱昂纳尔又谢绝了参观造兵厂和品川玻璃厂、富冈制丝厂的行程。
井上馨没有勉强他，只是在日程表上把这些项目划掉了。
整整一周的折腾后，莱昂纳尔在东京的行程，终于只剩下一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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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八五年三月九日，庆应义塾大学的三田校区，刚刚清晨就早早地喧闹起来了。
事实上，很多人前一天晚上就没睡。住在三田附近的塾生们天还没亮就起床了，一遍遍检查自己的仪容。
住得远的塾生干脆在教室打地铺，省得第二天赶路。
校长福泽谕吉本来在大阪参加一个关于废除太政官制、确立内阁制的讨论会。
但接到来自东京的电报后，他就立刻中断行程，连夜坐马车返回。
电报是他的长子福泽一太郎发的，只有一行字——“索雷尔氏九日来访。父亲速归。”
福泽谕吉看完电报，对身边的人说：“这是我等了十年的机会。”
福泽谕吉今年五十一岁。他的《劝学篇》已经出版了十三年，《文明论概略》也出版了十年。
他甚至被日本人称为“日本的伏尔泰”！
庆应义塾是他一手创办的，是日本最早传授西洋实学的私立学校，也是“文明开化”最重要的思想阵地。
但福泽谕吉心里清楚，无论他在日本有多大的影响力，在西方人眼里，他依然只是一个“开化的野蛮人”。
他写文章批评中国和朝鲜“固守旧习，拒绝文明”，自己则全力推动日本学习西洋的制度、技术、思想和生活方式。
他相信只要日本足够“文明”，西方列强就会把日本当成平等的伙伴。
可现实一次次打他的脸。
不平等条约还在。治外法权还在。西方人看日本的眼神，还是那种居高临下的“欣赏”。
鹿鸣馆的舞会办了一年多了，华族夫人和小姐们跳了无数支华尔兹，可修约谈判依然毫无进展。
福泽谕吉渐渐明白了一个残酷的事实：
西方人承认你“文明”，不会是因为你学了他们的衣服、舞蹈和刀叉，只会是因为他们觉得你“有用”；
又或者，因为他们觉得你有足够的实力，能威胁到他们。
日本现在既不够“有用”，也谈不上“威胁”。所以西方人还是把日本当成一个有趣的、努力模仿西洋的东方国家。
直到莱昂纳尔·索雷尔来了。福泽谕吉在火车上，看完了所有能搜集到的关于莱昂纳尔的报纸。
从莱昂纳尔抵达横滨的报道，到东京大学演讲的详细记录；从孙文的访谈，到学生们对演讲内容的争论；
从工部大学校的参观，到海军兵学校和陆军士官学校的沉默……他一个字都没漏。
看完之后，福泽谕吉靠在座椅上，闭着眼睛想了很久。
然后他对随行的塾生说：“这个人不一样。”
塾生问：“哪里不一样？”
福泽谕吉没有回答，只是从自己包里掏出一份他反复斟酌，写了很久的文章，然后拿出笔，再次修订起来。
如果莱昂纳尔·索雷尔之前“征服”了日本，那他就要用这篇文章“征服”莱昂纳尔·索雷尔。
文章的封面，是用汉字写的三个大字：
脱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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