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昂纳尔在东京大学的演讲结束以后，迅速在整个日本的舆论界引发了前所未有的轰动。
而原本他刚来的时候，日本的报纸还保持着克制，鹿鸣馆的舞会虽然盛大，但那只是华族和高官们的事。
几家大报纸敷衍地描述了他所受到的欢迎，并且是放在“文坛杂俎”这种栏目里。
于是“法国文豪来日巡访参观”的新闻，和“某俳人新作发表”、“歌舞伎座新剧目上演”挤在一起。
这种克制不是没有原因的。早在莱昂纳尔来日本之前，东京的报馆老板们就私下议论过该怎么报道他。
法国文人是什么德性，他们多少听说过——
巴黎的作家们成天泡在咖啡馆和沙龙里，写些伤风败俗的小说，画些不堪入目的图画，私生活更是混乱不堪。
比如那个写出《羊脂球》的莫泊桑，据说有上百个情妇！
如果莱昂纳尔也是这样一个“伤风败俗”的法国文人，那日本的报纸怎么能大肆报道？
更何况，万一莱昂纳尔是抱着“猎奇”的心态来的呢？
这些年到日本来的西方人不少，外交官、传教士、商人、冒险家，什么人都有，唯独没有文化名人。
绝大多数外国人对日本的态度，都让日本的精英阶层很不舒服——并不是蔑视，蔑视至少还能激起愤怒。
他们对日本几乎都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欣赏”，像在动物园里看珍禽异兽。
他们拍日本的寺庙，拍日本的艺伎，拍富士山和樱花，拍那些最符合“东方风情”想象的景象……
然后把照片带回欧洲，印在明信片上，卖给那些一辈子不会来日本的人。
他们夸日本“美丽”、“精致”、“神秘”，但从不把日本人当成和他们一样的人。
日本拼命学西洋——建铁路，造工厂，办大学，改法律，穿西装，跳华尔兹——
就是想证明自己已经“文明”了，已经不是“珍禽异兽”了。可那些西方人还是不把他们当回事！
鹿鸣馆的舞会办得再盛大，欧洲的外交官也只会在私下里评价“日本华族们的姿态笨拙但精神可嘉”。
精神可嘉？这夸奖比骂人还难听。
所以莱昂纳尔来的时候，日本报纸的心情很复杂。
一方面，这是欧洲顶级的文化名人主动来日本，前所未有，当然要大报特报。
另一方面，他们又怕——怕莱昂纳尔回去写的又都是富士山、艺伎、武士刀、切腹、忠臣藏之类的“东洋奇观”。
然后再把日本人刻画成一群可爱的、努力模仿西洋的黄皮猴子。
要是那样，他还不如不来！
——直到三月一日下午，《东京日日新闻》的年轻记者德富苏峰，带着采访的手稿回到报社以后。
他被派去听演讲纯粹是因为资历浅——老记者们不仅英语糟糕，而且都不想浪费时间去听一个法国人“布道”。
德富苏峰曾经在东京的同志社英语学校学习，英语很好，还会一点法语和德语，是报社难得的外语人才。
但他那天的样子把整个编辑部的人都吓了一跳——脸是白的，眼睛是红的，就像刚刚哭过，手里紧紧攥着笔记本。
总编兼社长福地源一郎问他：“怎么了？演讲取消了？”
德富苏峰摇头。
“他说什么了？”
德富苏峰张了张嘴，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他把笔记本往福地源一郎的桌上一放，然后蹲在墙角，抱着头，不动了。
福地源一郎拿起笔记本，翻开第一页。
德富苏峰的字迹很潦草，看得出是边听边记的，很多地方用了缩写。
但莱昂纳尔说的那些话，还是一句一句跳进他眼睛里——
“文学语言必须是活人嘴里说出来的话。”
“日本人用别人的语言写作，写得再好，只是在给那个已经死了的时代守灵。”
“个体命运高于阶层身份。这是现代文学和古典文学最根本的区别。”
“小说首先应当忠于人，而不是忠于训诫。”
“真正的文学应当能反过来审问——日本今天的文明，究竟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
福地源一郎看完，把笔记本合上，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站起来，走到德富苏峰面前，蹲下身，拍了拍他的肩膀：“回去写稿子，能写多少写多少。明天头版。”
德富苏峰抬起头，眼睛还是红的：“可是社长，我记不全，我完全听入迷了，很多话都忘了记。”
“记多少写多少。”
“可是……”
“你不写，别人也会写。你是在场的人，你写得比别人更真切。”
德富苏峰咬着牙站起来，走到自己的座位上，拿起笔。
第二天，《东京日日新闻》的头版头条是——《法国文豪索雷尔氏，于东京大学传授文学真理》
标题下面是一篇将近三千字的报道，几乎就是德富苏峰笔记的全部内容，福地源一郎一个字都没删。
同一天，《朝野新闻》也刊登了演讲的详细记录，篇幅更大，足足占了两个整版。
他们的记者准确地还原了莱昂纳尔说的每一句话，甚至连最开始那句“我不是来教你们怎么写小说的”都没漏掉。
《朝日新闻》除了报道外，还特地加了一篇评论，标题是《我国文学之歧路——听索雷尔氏演讲有感》。
第二天开始，几家报纸就派人守在东京大学的校门口，拦住每一个学生，询问他们是否听过莱昂纳尔的演讲。
到了第三天，各家报纸至少登了十几篇学生的访谈，虽然每个人的说法都不太一样，但每一篇都用了很多感叹号。
有一个叫山田武太郎的预备科学生的访谈特别引人注目，记者问他听完演讲的感受，他直接把一本笔记本递给记者。
记者接过笔记本，看到上面写着——
【如是我闻。一时，索氏在东京本乡，与大文学部诸生教授百五十人俱。尔时，索氏著裘持杖，入讲堂，升高座。
有文学部生在大众中，即从座起，白索氏言：“希有文豪！我等久仰盛名，如旱苗望雨。今日得见，幸甚幸甚。
我等欲兴新文学，心有所住，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
索雷尔氏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说，汝等欲兴新文学而心有所住。汝今谛听，当为汝说。
汝等欲兴新文学者，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
“唯然，愿乐欲闻！”
“所有一切文学之类——若汉文，若和文，若雅言，若俗语，若译体，若古体，若今体，若戏作——
我皆令入活人之语而度脱之。如是度脱无量无数无边文体，实无文体得度脱者。何以故？
若文学者有汉文相、和文相、雅俗相、美丑相，即非真文学……”】
记者惊问：“你这是用佛经的格式写的？”
山田武太郎点点头：“因为索雷尔先生说的话，对我来说就像佛经一样。”
这段访谈登出来以后，整个东京都轰动了。
不是因为这个学生把莱昂纳尔比作佛陀——日本人向来喜欢用佛教的框架来理解新事物，这不算稀奇。
稀奇的是他的态度，一个东京大学的学生，日本最顶尖的精英，居然用近乎宗教崇拜的语气来谈论一个外国人。
这在日本近代史上极为罕见。
而整个东京地区，凡是能接触到报纸的学生，都在热烈地讨论莱昂纳尔的演讲。
甚至开始有学生举着报纸问讲授汉文的老师：“索雷尔先生说，在日本，汉文是死人的语言，您怎么看？”
到了三月五日，报纸对莱昂纳尔的报纸开始走向失控，其中就属《读卖新闻》最夸张。
作为一份刊登通俗小说和市井传闻的小报，它敏锐地抓住了热点，头版标题赫然是：《日本文学的“救主”降临了！》
文章里写道：
【……索雷尔氏，年未满三十，然其学识之渊博，思想之深邃，言辞之犀利，实为吾辈见所未见……
彼不远万里，自巴黎而来，非为猎奇，非为游玩，乃专为传授文学之真理于我日本青年……
其言如甘露，其行如慈父，其德如圣人……东京大学诸生，闻其言者，无不感泣……】
日本政府和井上馨完全没有预料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
鹿鸣馆门口聚集的记者和年轻人越来越多，最早只有十几个人，后来变成三四十个，到三月五日已经超过了一百人。
他们从早到晚守在那里，只要鹿鸣馆的大门开一条缝，所有人就一起往前挤。
有人想递自己的小说给莱昂纳尔看，有人想请莱昂纳尔签名，有人只是想对莱昂纳尔说一句“谢谢您来日本”……
还有人什么都不为，就是站在那里，因为“和索雷尔先生呼吸同一片空气也是好的”——
这是《读卖新闻》采访一个女学生时，她亲口说的。虽然很多人认为这完全是记者为了博眼球杜撰出来的。
三月六日的深夜，一个名叫幸田露伴的年轻人翻过鹿鸣馆的围墙，怀里揣着一沓厚厚的手稿。
虽然他没跑几步就被保安抓住了，但还是引起了井上馨极大的警惕，临时给鹿鸣馆增加了十多名守卫。
第二天，幸田露伴翻墙的故事见了报。《读卖新闻》再次抓住热点，以《文学青年，夜闯鹿鸣馆》为标题报道。
文章最后写道：【其志可嘉，其情可悯。我国青年对文学之热忱，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