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八六年二月九日，巴黎没有像往常那样醒来。
太阳像往常一样按时升起，塞纳河上的雾气像往常一样散开，马车行的伙计像往常一样在天亮前就把马刷好，套上辔头。
圣拉扎尔火车站的报亭老板也像往常一样，把一捆一捆的报纸从后屋搬到柜台上。
但在今天，这座城市的灵魂是在恐惧中醒来的。
许多巴黎人在睁开眼睛之后先是不动，像格雷高尔·萨姆沙那样躺在床上，盯着暗沉沉的天花板。
然后他们做了一件平生从未想过会做的事情：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背。
这本来只是一件昨天看完《变形记》以后，大家拿来互相开玩笑的事，今天却都不约而同地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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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奥斯曼大道旁一栋六层公寓楼里的吕西安·杜福尔就从肩膀摸到腰窝，确认没有甲虫一样坚硬、冰冷的壳，才松了口气。
但他又忽然不放心，于是小心地掀开睡衣，又看了看自己的腹部——白白软软的肚皮还在，肋骨还在，肚脐还在……
他这才把睡衣放下来，起身坐在床沿发呆，但刚刚松下来的那口气并没有真的让他安心。
他是巴黎国民银行的高级职员，今年三十四岁，有一个美丽的妻子，还是两个可爱的孩子的父亲。
他忽然想到，格雷高尔的遭遇最可怕的地方，其实并不是变成了一只可怜的甲虫——那是命运对他最温柔的部分了。
格雷高尔的可悲之处，是变成甲虫以后，仍然记得五点钟的火车、经理的责备、家里的债务、父母的生活费和妹妹的前途。
他变成虫子的那一刻，脑子里装的第一个念头不是“我怎么了”，是“我迟到了”。
但火车准点发车，不会为他停留；经理狼狈而逃，不会体谅他的悲剧；父母和妹妹终究把“他”当成了“它”。
吕西安·杜福尔感觉头皮发麻。他听见隔壁房间传来妻子起床的声音，然后是她在厨房里准备早餐时忙忙碌碌的声音。
吕西安·杜福尔在外省分行干了十年，去年刚调来巴黎。总部对他明面上是“擢升”，实际上是看中他在外省积累的客户关系。
他在巴黎没有根基，每月的薪水虽然足有300法郎，但付完房租、伙食、孩子的学费，剩下的一点刚好维持一家人的体面。
他每天早晨七点出门，乘公共马车到交易所广场，然后在银行里坐到下午七点，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孩子们都睡了。
妻子是他在外省娶的，料理家务井井有条，也从不过问他的账目。只要他按时把钱袋放在餐桌上，她就能按时把晚饭端上来。
两个人之间说的话越来越少，但吕西安·杜福尔一直觉得这很正常，多少夫妻不都是这样过日子的吗？
他摇摇头，努力把格雷高尔从脑子里赶走，然后穿上衬衫，系好领带，走出卧室，坐在餐桌前。
妻子刚好把咖啡和面包端了上来，又给两个孩子一人倒了一杯牛奶。
“你今天不舒服吗？”妻子问，看了他一眼。
“没有。”他说。说完以后，他忽然想到——如果有一天自己真的病倒了，不能再去银行，不能再把薪水袋交到餐桌上……
那这个每天为他煮咖啡的女人，会不会也像格蕾特那样，从担心到疲惫，最后站在厨房里低声对孩子说：我们必须摆脱他！
“不会的！”他得努力让自己相信妻子不是那种人。
可是他又想起《变形记》里格蕾特头几天送食物的时候，虽然害怕，但也觉得自己永远不会抛弃哥哥。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她开始嫌烦，觉得恶心，开始替自己找理由——我已经做得够多了，难道我的一生都要搭进去吗？
吕西安·杜福尔喝了一口咖啡，又看向两个孩子，七岁的儿子雅克和五岁的女儿玛格丽特正在为一块涂了果酱的面包争吵。
雅克把面包攥得紧紧的，玛格丽特哭着说那是她的。妻子把两个人分开，又在女儿玛格丽特的盘子里多放了一块面包。
吕西安·杜福尔忽然觉得荒唐：他每天在银行里点算债券、填写表格、对上司鞠躬、对客户赔笑，不就是为了这张餐桌吗？
可他如果有一天再也无法带回面包，这张餐桌还会为他留出位置吗？
儿子雅克此时抬起头来，嘴里塞着面包：“爸爸，今天您回来的时候给我带什么？”
吕西安·杜福尔想起昨晚哄孩子的时候答应过给他带一个木制小马，摸了摸孩子的头：“会的，爸爸记得。”
但他心里想的是，如果有一天我不是爸爸了，我变成了一只甲虫，你还会叫我爸爸吗？
他努力把这个念头压下去，把剩下的咖啡喝干净，站起来穿大衣，妻子在一旁把围巾递了过来。
他想起结婚第一年自己每次出门，妻子都会在窗口一直望到看不见他的背影为止。每次他会回头朝妻子挥手，让她放心。
但如今她只会站在厨房的门口，看他走时有没有把门关好。他会发现是因为有一次他像往常一样回头，却没有看见她的目光。
那是哪一年的事了？吕西安·杜福尔已经忘了。后来他习惯了妻子不再用目光送他，也再没有了出门以后回头的习惯。
想着这些，吕西安·杜福尔出了门，走下四层楼梯，推开公寓楼下的大门，初春的冷风迎面扑过来，激得他缩了缩脖子。
街角的报童正在喊：“《费加罗报》！索雷尔新小说！甲虫！格雷高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