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昂纳尔从「加勒比海盗乐园」的工地回来已经是深夜了，但“山麓别墅”客厅的灯还亮着。
他以为是苏菲或者艾丽丝正在等他，但没有想到在壁炉对面的扶手椅上，还坐着爱弥儿·左拉，手里端着一杯茶。
左拉看起来状态糟糕，火光照在他脸上，布满血丝的眼睛格外刺目；眼袋也垂了下来，像几天没合过眼的样子。
莱昂纳尔吓了一跳，把公文包放在门边，走过去说：“爱弥尔？你怎么这个时候来了。你多久没睡觉了？”
苏菲听到声音，连忙站了起来：“莱昂，你总算回来了。左拉先生等了你两个小时。”
说完，就为莱昂纳尔让出了座位，并去厨房为他们两个准备一点小点心。
左拉抬起眼皮看着莱昂纳尔，声音沙哑：“自从看了你的《变形记》，我就没有睡过一个好觉。”
莱昂纳尔沉默下来，挂好外套和帽子，放好手杖，就走到左拉对面的沙发坐了下来。
他知道这部小说一定会对左拉产生巨大冲击。作为自然主义的奠基人，左拉是目前欧洲文坛上地位最不容置疑的伟大小说家。
《小酒店》《娜娜》《萌芽》……每一部都在法国至少卖了十几万册，还被译成多种语言，行销全世界。
德国、英国、俄国、美国……几乎每个现代国家都有人是爱弥儿·左拉和自然主义忠实信徒。
他代表了一种方法，一种信念，一种把文学从浪漫主义的泛滥抒情和现实主义的道德教化中拖出来的强大意志！
可是在如今，莱昂纳尔的出现加速文学进化的历程，同时梅塘集团如今已经名存实亡了，自然主义正岌岌可危。
若里斯-于斯曼从去年开始就彻底脱离了自然主义的轨道，走向颓废主义，甚至开始研究撒旦教题材，写神秘主义和炼金术。
居伊·德·莫泊桑从来不算是左拉的学生，他是福楼拜的亲传弟子，传承的一直是冷静、悲观的现实主义的衣钵。
况且莫泊桑这两年已经出现了被梅毒影响中枢神经的早期症状，经常陷入无原因的躁狂或者无意识的空白当中。
他的作品也从描写普法战争、外省生活、男女关系和人情世故，转向心理恐怖和神经质的幻觉，是他内心走向崩溃的独白。
莱昂·埃尼克最近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到了戏剧创作和戏剧评论上，小说已经很少动，在梅塘的聚会里出现得越来越少。
至于莱昂纳尔自己，他走的路更没人能定义。《巴黎人》《变形记》这些作品，放在如今任何一门流派的框架里都装不下。
梅塘集团里还在坚持自然主义小说，除了爱弥儿·左拉，只剩下昂利·塞阿尔和保尔·阿莱克西，但他们的天赋和成就相对平庸。
这两个人写工人、写穷人、写外省的乡村生活，手法严谨，细节扎实，但从来没有迸发出《小酒店》或《萌芽》那样的力量。
他们更像是爱弥儿·左拉的影子，而不是能接替他发展自然主义的人。
自然主义这条道路，在真实的历史上，只爱弥儿·左拉一个人的创作生涯就贯穿了它的诞生和结束。
十九世纪前半叶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交织，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流派汹涌而来，自然主义如昙花一现，最终被淹没在浪潮里。
莱昂纳尔知道这一切，但不能说。左拉是他的朋友，是他的兄长，在他刚成名的时候，就为他在梅塘的客厅里让出一个座位。
这样一个人的信念，不能由他来亲手拆掉。所以莱昂纳尔只能叹了口气，没有安慰，只是伸手拍了拍左拉的肩膀。
然后他站起来，走到酒柜边，倒了两杯白兰地，把一杯递到左拉手里。
“喝吧。”他说。
左拉接过杯子，仰头喝了半杯，然后说：“我讨厌《变形记》。”
莱昂纳尔没有反驳。他知道左拉说“讨厌”的意思。
左拉看着他：“但是我承认它是一部杰作，我没有办法否认这一点，我必须承认了它触及到我从来没有注意过的事物。”
“哦？”
“我一直在写人怎么被环境、阶级、遗传和贫困塑造。我相信只要我把这些原因写清楚了，读者就会明白这一切是必然的。
这是自然主义的逻辑，科学也是这样的，对不对？有因才有果，有前因才有后果。”
莱昂纳尔点了点头。
“可你那个推销员，格雷高尔·萨姆沙，他变成虫子没有原因，他没有遗传的酗酒、没有童年的虐待，没住在贫民窟或者煤矿。
我看了好几遍才明白，原因不在外界，在内心，在他那些梦、那些羞耻、那些说不出口的恐惧和欲望里。”
左拉说到这里，又抬起杯子，把剩下的酒喝干：“《变形记》写了一个人被自己的病态想象抓住之后的世界，这让我很不安。”
莱昂纳尔继承沉默着，并没有想纠正或者“指导”左拉，他知道这位老大哥需要的不是这些。
这时候左拉似乎在酒精的作用下，亢奋了一些，他拿出一份报纸递给莱昂纳尔，并说：“你看看这篇文章！”
莱昂纳尔接过来，发现是一份《吉尔·布拉斯报》，顺着左拉手指的方向看去：《一桩甲虫病例的心理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