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的那个‘庄子’挺有意思的，巴黎能买到他的书吗？”
“鬼知道，下次去书店问问看，也许有呢，索邦的老学究们什么都翻译。”
咖啡馆老板在柜台后面擦杯子，听他们说话，插了一句嘴：
“你们都在说英雄，我倒想问一句。索雷尔说人活着要找一件值得做的事，那我开咖啡馆算不算？”
“算！”阿尔贝说，“你每天给人煮咖啡，让赶火车的人喝一口热的，这不就是值得做的事吗？”
老板点了点头，把擦好的杯子放到架子上，然后又拿起一个继续擦，嘴角微微翘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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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九点，还是巴黎十六区的那栋带花园的公寓，还是那位证券经纪商阿方斯·德·拉罗什。
他也正在餐厅里读《费加罗报》，他的妻子玛丽-路易丝坐在对面，手里拿着《小巴黎人报》。
拉罗什先生看完马格纳德的文章，放下报纸，端起咖啡杯喝了一口，然后又放下了。
“前天晚上我看完《变形记》，半夜都没睡着。我一直在想，如果我们的儿子雅克变成那样，我会不会也拿苹果砸他。”
“你会吗？”玛丽-路易丝放下《小巴黎人报》，看着他。
拉罗什先生沉默了一会儿：“我不知道。我过去以为自己绝对不会，但想了想，又觉得人在害怕时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索雷尔的《变形记》让我怕的就是这个——我怕我比自己想象中更冷酷。”
“那你现在呢？还怕吗？”
拉罗什先生看了一眼桌上的报纸，索雷尔的那句话印在头版上，他默默读了一遍，然后抬起头。
“还是有点怕。但我现在至少知道，怕没关系。但怕完了，我还是可以选择做个好人，像西西弗斯那样。”
玛丽-路易丝点了点头，端起咖啡杯。
“那个乐园下个星期天就开了。”她说，“我想带孩子去看看。雅克一直嚷着要坐摩天轮。”
“去吧。”拉罗什先生说，“我们一家都去，我去弄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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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中午时分，拉丁区的一家小酒馆里，索邦的学生们已经占了三张桌子，争论声此起彼伏。
“你们想想，索雷尔的小说里有多少希腊悲剧的影子？《老人与海》是，《泰坦号沉没》也是。欧洲哲学才是他的根！”
“但他说的‘无用之用’我觉得更有意思。现代人活得太累了，一天到晚都在追求‘有用’，谁有用就活得好，谁没用就被淘汰。”
“所以索雷尔说，你可以选择做一棵‘无用’的树。这样你就不用被社会的标准砍掉了。”
“你以为你不想有用就有用吗？你不想当甲虫，社会就不把你当甲虫？”
“他说的是心态！你可以在心里留一块地方，不属于任何人，只属于自己。那块地方就是你的西西弗斯之石。”
“那乐园呢？乐园算不算那块地方？”
“当然算。摩天轮转一圈二十分钟，那二十分钟里你不是职员、不是工人、不是父亲、不是儿子，你就是你自己！”
“那下星期天，我们一起去？”
“一起去！可票怎么办？”
“放心，我让我爸爸去弄！”
“让咱爸帮我也弄一张！”
“我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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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夜之后，巴黎的灯火亮起来了，从蒙马特高地往下望，整个城市被电灯和煤气灯的光晕连成一片。
塞纳河在夜色里像一条黑色的绸带，两岸的灯火倒映在水面上，碎成无数光点。
人们在咖啡馆里、在饭桌上、在卧室里、在酒馆里继续谈论着今天的报纸，谈论着西西弗斯和大树，谈论着摩天轮……
而莱昂纳尔说的那两句话，有人把它记在了日记本上，有人把它贴在了床头，有人把它告诉了没有看报纸的朋友和亲人。
“我们应该想象西西弗斯是幸福的。”
“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它。”
这两句话在巴黎的每一个角落里流传。
它们不是诗，不是训诫，不是宣言，但巴黎人听到以后，就像困在深井里突然接住了一根垂下来的绳子。
人们仍然记得格雷高尔，那个变成甲虫的可怜推销员，记得他孤独地死在房间里，记得他的家人如释重负地出门晒太阳。
但他们现在知道，格雷高尔只是小说的一半；而另一半，是西西弗斯，是那个推石头上山的人。
“要做幸福的西西弗斯，不要做悲哀的格雷高尔。”几乎在短短两天内就变成了巴黎人的一句口头禅和一种新的生活态度。
一座八十八米高的摩天轮，一座将在二月最后一个星期天打开的乐园，一座在布洛涅森林的寒风中矗立的巨大“无用之物”……
人们开始期待那一天，期待二月最后一个星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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