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1年，威廉·格莱斯顿与本杰明·迪斯雷利并肩坐在保守党的议席上，共同期待着墨尔本子爵领导的辉格党政府倒台，这是两人政治轨迹短暂交汇的时刻，或许也是他们唯一一次能够心平气和坐在一起的时刻了。
——《帝国双壁：格莱斯顿与迪斯雷利》帝国出版19世纪人物传记系列丛书
如果要向一位保守党议员发问，党内最具前途的年轻议员是谁。
那么，迪斯雷利和格莱斯顿肯定是得票数最高的前两名。
如果你继续追问二者有什么共同点，那么大伙儿的答案也会出奇的一致。
这两个家伙都是保守党员，而且今年都不满40岁。
什么，你问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共同点？
喔，那你还真是给我们出了个难题。
该怎么形容呢？
这两个家伙堪称保守党内的没头脑与不高兴，他们之间的关系正如斯巴达与雅典、兰开斯特与约克、汤姆与杰瑞，那真可谓是将遇良才、棋逢对手。
格莱斯顿向来以严肃著称，演讲风格更接近于道德说教，并且常年以清教徒的严格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
而迪斯雷利呢，对于我们亲爱的本杰明，想必已经不用多作赘述了。
幽默诙谐、极其擅长恭维，这便是迪斯雷利先生的处世之道。
当然，前提是，千万别把海涅带到他的面前。
如果非要概括迪斯雷利和格莱斯顿的差异，或许可以用女士们的观察作为总结：“坐在格莱斯顿身边时，我以为他是英格兰最聪明的人。但坐在迪斯雷利身边时，我却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女人。”
是的，这就是他们的区别。
他们通往威斯敏斯特的道路截然不同。
格莱斯顿1821年离开利物浦的商贾之家进入伊顿公学，继而求学牛津，1833年便以 23岁之龄进入下院。
而迪斯雷利作为犹太文学家的儿子，他既没读过公学也没接受过大学教育，在债务缠身与公众鄙夷中挣扎着渡过了自己的青年时期，直至1830年结识亚瑟·黑斯廷斯，他才算是勉强转了运。
当然了，不论他们出身如何，在进入威斯敏斯特宫以前分别走过什么样的道路，至少现在他们在保守党内都是声名显赫、前途无量的少壮派代表人物。
本杰明·迪斯雷利先生贵为女王陛下政府审计长，以无上威能化身白厅各部门头顶悬而未决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而威廉·格莱斯顿则以主席身份领导着贸易委员会，以行政命令行使着英国商业领域的最高权力。
漫画《格莱斯顿与迪斯雷利》，选自1868年《笨拙》杂志
两个人都是才华横溢的青年政客，但与此同时，他们却也是势不两立的宿敌。
格莱斯顿认为迪斯雷利除了个人野心之外，毫无政治原则可言。
在党内讨论时，格莱斯顿经常会指责迪斯雷利：“保守党拥有自身的原则，无论好坏都会坚守，但这一切都被迪斯雷利给毁了。”
他几乎是在明示迪斯雷利不过是个投机主义者。
虽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确实不假，因为迪斯雷利在卡尔顿俱乐部教导保守党的青年党员时，曾经不止一次说过：“去他妈的原则！跟着党走就对了。”
但就算迪斯雷利确实是个投机分子，如此直白的在党内会议上说出来，也太伤人了。
所以，迪斯雷利也以同等口吻回敬格莱斯顿，说他是个“毫无原则的疯子”，是“一个诡辩式的辞令家，沉醉于自己无穷无尽的冗长言辞与自我想象中”。
尽管这两个家伙从入党之初就很不对付，但这样的情况在他们双双入阁后，显然变得更严重了。
不过亚瑟也不是不能理解迪斯雷利的想法。
如果换位思考，让他站在迪斯雷利的立场上，他说不定会比他的这位朋友更讨厌格莱斯顿。
迪斯雷利这些年为保守党立下了多少功劳？
他刚成为一名托利的时候，正是《天主教解放法案》之后那段风雨飘摇的时期。
在全社会都在声讨托利主义之际，是迪斯雷利顶着负面舆论，用一本本政治宣传册、一篇篇政论文章扛起了为保守派辩护的重任。
1837年，党内没有给迪斯雷利预留安全选区，虽然犹太小子颇有微词，但最终还是接受了在激战区参选的现实，并成功从辉格党手里抢下了陶尔哈姆莱茨的议席，带动了保守党在伦敦的选情反转。
1841年，迪斯雷利更是立下不世之功，率领“青年英格兰”在大选中横扫边缘选区，从辉格党手中豪取11席。
他为保守党奉献了这么多，入阁当然是实至名归。
但是，格莱斯顿凭什么和他平起平坐？
诚然，这个酷爱砍柴的“小樵夫”确实替保守党收获了宗教界的好感，收割了不少传统观念选民的选票。
可是，喜爱格莱斯顿的那部分选民，原本就是保守党的基本盘啊！
就算不出动格莱斯顿，这帮人依然会把票投给保守党。
既然如此，格莱斯顿实际上不等于什么作用都没起吗？
然而，就是这样的人，却能比他迪斯雷利早4年入阁，这不是党魁皮尔偏心还能是什么？
每次一提起格莱斯顿，迪斯雷利就气不打一处来，酸话怪话更是像连珠炮似的一串接一串的。
“威廉·格莱斯顿或许是我这辈子所接触过的最自恋的家伙，尽管我认识海因里希·海涅，也读过埃尔德·卡特的作品。”
“或许你们已经听说了，他今天当着其他人的面指责我是个马屁精。确实如此，我是个马屁精，但那是因为我发现这很管用。人人都喜欢被奉承，不是吗？尤其是当你面对女王陛下的时候，就更应该毫不吝啬地大加赞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