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这个问题问出来，现场的气氛瞬间变得微妙起来。
在场的人心里都清楚答案——外汇紧缺、西方技术封锁、政治上的摇摆……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构成了1979年中国工业引进的现实图景。
可这些话，当着外宾、当着记者、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怎么说得出口？
副厂长张了张嘴，又闭上了。
严校长眉头微蹙，外事办的同志已经开始斟酌措辞。
记者们的相机举到一半，手指悬在快门上，不知该不该按下。
李政道其实也意识到了。
问完那句话，他目光扫过在场众人的表情，心里已有些后悔——这个场合，自己这随口的一问，太不合时宜了。
可话已出口，收不回来。
好在，十名接待学生中，有个精密机械系的学生，这让李政道印象深刻。
他索性将这一问，转化为师生之间的探讨：
即便陆怀民的回答有些不得体，毕竟是学生，不至于下不来台；若答得不错，自己也能顺势把话圆回来。
而陆怀民也瞬间明白了自己的任务，就是要把话圆回来。
什么外汇短缺、西方封锁等话肯定是不能说的，但在这个场合话说得太空洞、没水平也不行。
陆怀民想了想，答道：
“李先生，各位领导，我是学精密机械的，就从我们专业的角度，说说我的一些粗浅看法。”
外事办的同志看向陆怀民，额头冷汗直冒，在心里默默祈祷眼前的学生可千万别说出美国封锁之类的话来。
站在旁边的翻译也是手心捏了一把汗，嘴唇微微抿紧。
好在陆怀民的下一句话让二人大大松了一口气。
他说：“我想，这背后反映的，可能不只是‘买哪国设备’的选择题，而是一个关于‘如何追赶’的命题。”
陆怀民指了指不远处那些正在调试的老式机床：
“我了解过一些情况，我们国家五六十年代的工业体系，主要是苏联援助下搭建的。那时候的技术标准、图纸体系、工人操作习惯，甚至工厂的管理模式，都深受东欧体系的影响。”
“这套体系运行了二十多年，虽然现在看来有些落后，但它有一个最大的价值——它让我们从无到有，培养出了整整一代工程师和技术工人。”
李政道微微颔首，这个开场白相当体面了。
“而日本、西德的设备，精度更高、设计更巧，这是事实。但它们的技术体系、工艺标准、维修保养要求，和我们现有的基础差距太大。如果我们在现在就全面转向西方体系，可能面临的情况是：买得起设备，养不起设备；看得懂说明书，修不了机器。”
他走到一个刚拆封的捷克设备木箱旁，轻轻拍了拍箱子上的外文标识：
“选择东欧设备，在技术上或许不是最优解，但在系统兼容性上，可能是当时最不坏的选项。它让我们能用最小的代价，延续已经运行了二十年的技术生命线。这不是短视，而是一种务实的路径依赖。”
李政道听着，眼中闪过一丝讶异之色。
他原本拉陆怀民出来只是救场，没想到眼前这个本科生的临场应变和思维深度远超预期。
难怪能作为唯一的本科生被选出参与接待。
他不禁微微点头。
旁边的严校长原本微蹙的眉头也不知不觉舒展开了，嘴角甚至浮起一丝几不可察的笑意。
外事办的那位同志悄悄长出了一口气，手心里攥着的汗终于凉了下来。
他侧头看了翻译一眼，翻译也正微微点头——这个学生，把话说得既敞亮又得体，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
甚至比他们之前心里斟酌的措辞还要更好。
记者们举在半空的相机终于按了下去，“咔嚓”一声，定格了陆怀民站在设备木箱旁的身影。
随后又在采访本上猛记。
陆怀民继续说下去：
“但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设备从哪儿来，只是第一步。真正决定一个国家工业高度的，不是买了谁家的机器，而是我们自己能造出什么样的机器。”
他转向那片正在施工的新厂房，声音提高了一些：
“我去年暑假在县农机厂实习，看到很多五六十年代的老设备，还在用，还在修，还在靠着老师傅的手艺一点一点地转。它们精度不够，效率不高，故障不少。可就是这些老掉牙的机器，支撑着全县十几个公社的农机维修，支撑着春耕秋收，支撑着老百姓碗里的粮食。”
“这让我想明白了一件事：我们缺的不只是新设备，更是设计、制造、维护新设备的能力。这种能力，不是花钱买来的，是靠自己一点一点攒出来的。”
他转过身，看着李政道：
“所以，回到您刚才的问题，为什么更多地选择东欧的设备？”
“我想，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我们需要在有限的资源下，先维持住现有体系的运转，同时在这个体系内部，一点一点地积累技术能力，培养人才，等待时机。”
“等到我们的工程师能真正掌握西方设备的图纸，能理解人家的设计思路，能自己动手改造、升级、甚至仿制的时候——那时候再引进最先进的技术，才能消化吸收，变成自己的东西。”
“否则，买再好的设备，也是替别人养机器，养不出自己的工业。”
最后这句话落下去，在场甚至响起两三声低低的喝彩声，显然，陆怀民的回答确实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
格局很大的同时确实正面回答了李政道的问题。
李政道也笑了。
他转向严校长：
“严校长，你们这个学生，不简单。”
严校长也笑了，笑容里带着几分骄傲：
“李先生，我们学校今年刚创办了一个少年班。从全国选拔智力超常、综合素质突出的优秀少年，集中最优质的师资力量，量身定制培养方案，探索一条‘早出人才、快出人才’的新路。陆怀民同学，就是少年班的第一号学生。”
李政道闻言，目光在陆怀民身上停留了片刻，又看了看严校长，眼中闪过一丝意外，随即点了点头：
“少年班……这个想法好。我在美国也见过一些类似的尝试，但像你们这样，把它作为一项制度来探索，有魄力。”他顿了顿，重新看向陆怀民：
“第一号学生，那就更要好好培养。这样的苗子，可遇不可求。”
他顿了顿：
“陆同学，你刚才说的系统兼容性和技术能力积累，这两个角度，很新颖。我在美国也接触过一些发展中国家引进技术的案例，很多人只看设备本身，很少有人像你这样，把设备放在整个工业体系里看。”
“但你刚才说的那番话，我很认同。这让我想起当年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时，费米教授说过的一句话：真正的科学，不是从书上学来的，是从动手做中学来的。工业也是这样，真正的技术，不是从买设备中来的，是从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自己改进中来的。”
陆怀民点点头，认真听着。
李政道忽然问：“你刚才说，等到我们的工程师能掌握西方设备的图纸、能理解人家的设计思路的时候，再引进最先进的技术。那你觉得，我们离这一步，还有多远？”
这个问题更具体了，也更考验人。
既要正视差距，不能夜郎自大，又要展现青年一代的自信，不能妄自菲薄。
陆怀民想了想，说道：
“李先生，这个问题，我可能答不好。但我有个感觉。”
“什么感觉？”
“我们这一代人，可能是关键。”他指了指自己，又指了指身后站着的陈远和其他几位同学：
“我们这代学生，正好赶上恢复高考，赶上国门打开，赶上了国家最需要人才的时候。我们学的是现代科学，读的是外文文献，能跟国际同行对话。等我们这批人毕业了、成长了、走到工厂和研究所的岗位上去了，那时候再引进最先进的技术，消化吸收的速度，会比现在快得多。”
他顿了顿：
“我们这代人，就是那座桥。桥搭好了，后面的人就能走得快、走得稳。”
李政道听完，他伸出手，拍了拍陆怀民的肩膀。在场所有人似乎都感受到了这中间的分量。
“好。”他只说了一个字。
然后他转向严校长，声音里带着感慨：“严校长，你们这个少年班，办得好。这样的年轻人，我们国家需要。”
严校长笑着点头，心里那口气总算松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