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大卫侧身让开，讲台那边，李政道正把粉笔放回盒子里，拍了拍手上的灰。
几个围上去的学生已经散了，偌大的阶梯教室只剩下前排零星几个人。
陆怀民走过去。
李政道转过身来，脸上带着温和的笑意。
“陆同学，”他说，“耽误你一会儿。”
“李先生客气了。”
李政道走到第一排，把椅子转了个方向，坐了下来。
他指了指旁边的座位：“坐。”
陆怀民坐下。陈大卫没有跟过来，远远地站在教室门口，翻看着什么文件。
“今天的课，听得懂吗？”李政道问。
“大部分能跟上，七八成吧。”陆怀民老实说，“相变那部分，重整化群的思想还需要再消化。”
“正常。”李政道点点头，“重整化群是威尔逊的工作，七十年代才成熟的东西，很多教授都还在学。你不是物理专业的，能听懂七八成，已经很好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钢笔，在笔记本的空白页上画了一个简单的示意图：
“相变的本质，是系统自由度在临界点附近的重整化。这个思想，不只适用于物理。”
陆怀民看着他画的那个图，若有所思。
“你的专业是精密机械。据我所知，科大在工程方面不算强势。”李政道把钢笔收起来，目光落在他脸上，“这个选择，是你自己定的？”
“是。”陆怀民点头，“我从小喜欢鼓捣机器。在村里的时候修水车、改镰刀，后来进了大学，跟着沈教授做精密机械的研究。虽然科大在这个专业领域相对弱势，但我觉得，把东西做得更精、更准、更可靠，这件事有意义。”
“有意义。”李政道重复了一遍这三个字，笑了笑，“搞学问的人，最怕的就是找不到‘意义’。你找到了，比什么都重要。”
他顿了顿，又问：
“PRE-CUSPEA的事，你听说了？”
“听说了。”
“有没有什么想法？”
陆怀民想了想，说：
“这是件大好事。能把优秀的年轻人送到世界最前沿的地方去学习，学成回来，对国家是巨大的贡献。”
李政道看着他，没有立刻接话。过了一会儿，他才慢慢开口：
“这个项目，是我从去年开始推动的。中美建交之前，我就给美国五十多所大学的物理系写了信。回信的有四十三所，都表示愿意参与。今年是第一年，先试运行，规模不大，名额也有限。而且，目前只面向物理专业。”
陆怀民点点头：“我知道。专业对口，这是硬条件。”
李政道沉默了几秒。然后他突然换了个话题：
“一九七二年，是我留学之后的首次回国。那时候中美还没建交，我申请回国访问，光审批就批了很久。有人劝我，说你已经是美国公民，在哥伦比亚大学当教授，诺贝尔奖也拿了，何必去趟那个浑水。”
他顿了顿：
“可有些事，不是利弊能算清楚的。我在美国三十年，拿的是美国护照，教的是美国学生，做的是国际前沿的研究。可每次有人问我‘你是哪里人’，我脱口而出的还是‘上海人’。”
“七二年回来，走了很多地方。BJ、上海还有几个省会，还去了很多工厂。那时候，我看到国家的工业水平比我想象的还要落后很多，我很痛心。可到了车间里，我看见了另一种东西。这让我看到了国家的未来。”
“什么东西？”陆怀民问。
“一群为国家奋斗的人。”李政道感慨道，“机器旧了，他们就修；零件没了，他们就自己做。一个老工人跟我说，‘李先生，我们这儿条件差，可只要还有一口气，这机器就不会停。’”
他顿了顿。
“那句话我记到现在。一个国家的工业，靠的不是几台先进设备，是那些在艰苦环境下奋斗的人。”
陆怀民认真听着，没有说话。
“所以这次回来，我想看看，这些年过去了，那些人，还在不在。”
他看着陆怀民，目光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审视，又像是期待。
“那天在机械厂，你说了几句话，让我觉得，他们还在。”
“你说，‘我们这代人，就是那座桥。’这话说得好。可闭门造桥的难度太大了，毫不夸张地说，咱们国家的精密机械领域比国际领先水平落后几十年。所以，我还是希望，你能到世界最顶尖的学术殿堂看看，回来造更大的桥。”
“这条路，钱学森走过，郭永怀走过，华罗庚走过。他们走出去的时候，中国还是一穷二白；他们回来的时候，在各自的领域将这个国家向前推动了几十年。”
李政道说完这段话，沉默了片刻。
陆怀民坐在那里，能感觉到这位前辈话语里的分量。
这是在问他：你打算怎么走？
“李先生，”陆怀民开口了，“谢谢您跟我说这些。留学的事，我想过。”
李政道微微点头，等着下文。
“如果未来要留学的话，我比较倾向于去德国。”
李政道愣了一下。他显然没料到这个答案。
“德国？”他重复了一遍，语气里带着意外。
“是。”陆怀民点点头：
“精密机械这个领域，德国是世界顶尖的。斯图加特、亚琛、慕尼黑工业大学，在机械制造和精密加工方面有几十年的积累。蔡司、莱卡、西门子，这些公司的技术底蕴，不是一朝一夕能追上的。我想去学的是他们做事的思路、方法，还有那种把东西做到极致的劲头。”
他顿了顿，又补充道：
“而且，德国的工业大学和企业的结合很紧密。我听说亚琛工大的机械系，很多教授同时在企业任职，学生从入学开始就有机会接触实际工程问题。我觉得这种模式，比纯学术的路子更适合我。”
李政道听完，沉默了好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