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D在荃湾的工地上,也设了一个点。
他亲自站在那里,看着人来人往。
“大D哥,你怎么也来了?”工人问。
大D说:“老板做大事,我帮不上忙,站站场子还行。”
他站在捐款箱旁边,看着那些来捐款的人。
有他的工人,有街坊邻居,有路过的陌生人。
一个工人走过来,从口袋里掏出几张钞票,塞进捐款箱。
“阿强,你一个月才赚多少?”大D问。
阿强说:“大D哥,赚多赚少,心意嘛。”
大D拍拍他的肩膀。
“好兄弟。”
上午十点,中环的捐款点,设在地铁站出口。
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大部分是上班族。
一个穿着西装的男人停下来,从钱包里掏出一叠钞票,数都没数,塞进捐款箱。
义工说:“先生,您捐多少?”
男人说:“没数。大概两千吧。”
他匆匆走了,赶着去开会。
另一个穿着套裙的女人,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义工。
“这是我这个月的工资,刚发的。帮我捐了。”
义工愣住了。
“小姐,您全捐了?您自己怎么办?”
女人笑了笑。
“我单身,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灾区的人,更需要钱。”
她转身走了。
义工看着她的背影,半天没说出话。
下午两点,旺角的捐款点,在一间茶餐厅门口。
茶餐厅老板是个胖子,外号“肥波”。他主动找上门来,说要提供场地。
“余先生做善事,我也要出力。门口这块地,随便用!”
他还在门口贴了一张告示:“凡来捐款的,本店送奶茶一杯!”
有人开玩笑。
“肥波,你送奶茶,不怕亏本?”
肥波说:“亏什么亏?我少赚点,灾区多收点。值!”
第二天的新闻里,播出了一个感人的故事。
有个老太太,八十多岁了,住在深水埗一间小屋里。
她听说捐款的事,拄着拐杖走了两个小时,走到铜锣湾的捐款点。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手帕,一层一层打开,里面是一叠钞票。
全是十块五块一块的,加起来一千多块。
义工说:“阿婆,您住哪?”
老太太说:“深水埗。”
义工说:“这么远,您怎么来的?”
老太太说:“走来的。”
义工的眼眶红了。
“阿婆,您自己也不容易,这钱……”
老太太摆摆手。
“我老了,花不了多少钱。那些孩子,没饭吃,没地方住,比我可怜。”
她把钱塞进捐款箱,转身走了。
记者追上去。
“阿婆,您叫什么名字?”
老太太没回头。
“中国人。”
晚上的新闻,播出了这个老太太的故事。
画面里,是她拄着拐杖慢慢走远的背影,是她那句“中国人”。
电视机前,无数人哭了。
有人放下筷子,看着电视,半天没动。
有人拿起电话,打给朋友。
“你看新闻了吗?那个老太太……”
1991年8月3日,第三天,捐款点增加到三十个。
全城各个角落,都能看到那些红布铺的桌子,那些透明的捐款箱,那些穿着白色T恤的义工。
排队的人越来越多了。
有的点,队伍排到几百米外。有的点,从早上排到晚上。
义工们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
有市民自发送来盒饭。
“义工辛苦了,吃点东西。”
“不用不用,我们自己解决。”
“别客气,我请的。你们为大家,我为你们。”
观塘工业区的捐款点,设在一间工厂门口。
来捐款的人,大部分是工人。
一个穿着工服的中年男人走过来,从口袋里掏出几张钞票,塞进捐款箱。
义工说:“先生,谢谢您。”
男人说:“谢什么。我老家就是安徽的。虽然不在灾区,但离得不远。看着那些画面,心里难受。”
他低着头,声音有些哽咽。
“我爹我娘还在老家。虽然没淹着,但也担心受怕。我帮不了他们,帮帮别的老乡也好。”
义工不知道该说什么。
男人抬起头,笑了笑。
“没事。捐款嘛,应该的。”
深水埗的捐款点,设在街市旁边。
一个卖菜的大嫂,推着菜车经过。她停下来,看着那个捐款箱,看了很久。
然后她从菜车下面拿出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一叠钞票。
她数了数,数出五百块,塞进捐款箱。
义工说:“大嫂,您这是……”
大嫂说:“今天菜卖得好,多赚了点。捐了,心里踏实。”
她推着车走了,继续去卖菜。
晚上七点,海东集团总部收到一笔大额捐款。
一千万。
捐款人匿名,只留了一句话:“一个香港市民。”
周明华拿着那张支票,“老板,一千万。”
余海东接过支票,看了很久。
“匿名?”
周明华说:“匿名。银行那边说,是个人账户转的,但不愿透露姓名。”
余海东沉默了几秒。
“香江有钱人,很多。但愿意出一千万不留名的,不多。”
他把支票递给周明华。
“收好。记在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