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D在荃湾的工地上，也设了一个点。
他亲自站在那里，看着人来人往。
“大D哥，你怎么也来了？”工人问。
大D说：“老板做大事，我帮不上忙，站站场子还行。”
他站在捐款箱旁边，看着那些来捐款的人。
有他的工人，有街坊邻居，有路过的陌生人。
一个工人走过来，从口袋里掏出几张钞票，塞进捐款箱。
“阿强，你一个月才赚多少？”大D问。
阿强说：“大D哥，赚多赚少，心意嘛。”
大D拍拍他的肩膀。
“好兄弟。”
上午十点，中环的捐款点，设在地铁站出口。
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大部分是上班族。
一个穿着西装的男人停下来，从钱包里掏出一叠钞票，数都没数，塞进捐款箱。
义工说：“先生，您捐多少？”
男人说：“没数。大概两千吧。”
他匆匆走了，赶着去开会。
另一个穿着套裙的女人，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义工。
“这是我这个月的工资，刚发的。帮我捐了。”
义工愣住了。
“小姐，您全捐了？您自己怎么办？”
女人笑了笑。
“我单身，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灾区的人，更需要钱。”
她转身走了。
义工看着她的背影，半天没说出话。
下午两点，旺角的捐款点，在一间茶餐厅门口。
茶餐厅老板是个胖子，外号“肥波”。他主动找上门来，说要提供场地。
“余先生做善事，我也要出力。门口这块地，随便用！”
他还在门口贴了一张告示：“凡来捐款的，本店送奶茶一杯！”
有人开玩笑。
“肥波，你送奶茶，不怕亏本？”
肥波说：“亏什么亏？我少赚点，灾区多收点。值！”
第二天的新闻里，播出了一个感人的故事。
有个老太太，八十多岁了，住在深水埗一间小屋里。
她听说捐款的事，拄着拐杖走了两个小时，走到铜锣湾的捐款点。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手帕，一层一层打开，里面是一叠钞票。
全是十块五块一块的，加起来一千多块。
义工说：“阿婆，您住哪？”
老太太说：“深水埗。”
义工说：“这么远，您怎么来的？”
老太太说：“走来的。”
义工的眼眶红了。
“阿婆，您自己也不容易，这钱……”
老太太摆摆手。
“我老了，花不了多少钱。那些孩子，没饭吃，没地方住，比我可怜。”
她把钱塞进捐款箱，转身走了。
记者追上去。
“阿婆，您叫什么名字？”
老太太没回头。
“中国人。”
晚上的新闻，播出了这个老太太的故事。
画面里，是她拄着拐杖慢慢走远的背影，是她那句“中国人”。
电视机前，无数人哭了。
有人放下筷子，看着电视，半天没动。
有人拿起电话，打给朋友。
“你看新闻了吗？那个老太太……”
1991年8月3日，第三天，捐款点增加到三十个。
全城各个角落，都能看到那些红布铺的桌子，那些透明的捐款箱，那些穿着白色T恤的义工。
排队的人越来越多了。
有的点，队伍排到几百米外。有的点，从早上排到晚上。
义工们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
有市民自发送来盒饭。
“义工辛苦了，吃点东西。”
“不用不用，我们自己解决。”
“别客气，我请的。你们为大家，我为你们。”
观塘工业区的捐款点，设在一间工厂门口。
来捐款的人，大部分是工人。
一个穿着工服的中年男人走过来，从口袋里掏出几张钞票，塞进捐款箱。
义工说：“先生，谢谢您。”
男人说：“谢什么。我老家就是安徽的。虽然不在灾区，但离得不远。看着那些画面，心里难受。”
他低着头，声音有些哽咽。
“我爹我娘还在老家。虽然没淹着，但也担心受怕。我帮不了他们，帮帮别的老乡也好。”
义工不知道该说什么。
男人抬起头，笑了笑。
“没事。捐款嘛，应该的。”
深水埗的捐款点，设在街市旁边。
一个卖菜的大嫂，推着菜车经过。她停下来，看着那个捐款箱，看了很久。
然后她从菜车下面拿出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一叠钞票。
她数了数，数出五百块，塞进捐款箱。
义工说：“大嫂，您这是……”
大嫂说：“今天菜卖得好，多赚了点。捐了，心里踏实。”
她推着车走了，继续去卖菜。
晚上七点，海东集团总部收到一笔大额捐款。
一千万。
捐款人匿名，只留了一句话：“一个香港市民。”
周明华拿着那张支票，“老板，一千万。”
余海东接过支票，看了很久。
“匿名？”
周明华说：“匿名。银行那边说，是个人账户转的，但不愿透露姓名。”
余海东沉默了几秒。
“香江有钱人，很多。但愿意出一千万不留名的，不多。”
他把支票递给周明华。
“收好。记在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