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家大陆制片公司的联合声明，如同一颗投向华语影坛的核弹，其引发的冲击波，在短短数小时内便横扫了整个香港影视圈。
那些此前还在社交媒体和报纸专栏上，或阴阳怪气、或气急败坏地围攻任夏的香港导演和演员们，此刻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扼住了喉咙。
喧嚣戛然而止。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死一般的寂静，夹杂着难以置信的错愕和从脊椎骨底端升起的寒意。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这场起初看起来像是任夏个人“复仇”的舆论风暴，最终竟会演变成整个大陆影视行业的集体“站队”。
这不再是某个影评人的尖刻批判，而是上升到了行业准则和国家意志的层面。
当个人的“嘴炮”变成了铁板钉钉的“规矩”，所有人才惊恐地发现，自己赖以生存的庞大市场，对他们关上了大门。
亦或者说，是竖起了一道必须低头才能通过的门槛。
整个香港影视行业都懵了。
媒体行业也懵了。
《苹果日报》编辑部里，一贯擅长用耸动标题煽风点火的编辑们，对着电脑屏幕上那份盖着十九个鲜红公章的声明文件，一时间竟不知该如何下笔。
他们能骂任夏，骂他是“文化打手”、“红色恐怖”；他们也能嘲讽大陆市场“玻璃心”、“容不下不同声音”。但他们无法忽视那十九个公章所代表的、足以碾碎任何一家香港制片公司的庞大力量。
是该继续嘴硬，加速“自杀”？还是该承认现实，劝那些犯事儿的艺人“认怂保平安”？
这对于习惯了某种叙事逻辑的他们来说，是一个难以抉择的、方向性的难题。
最终，《东方日报》的社论用了一个极为纠结的标题：《一纸封杀令，港星北上路断？》。
文章字里行间充满了迷茫与怨怼，一方面列举大陆影视市场对于港圈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指责大陆“上纲上线”，担忧香港电影将失去最后一块避风港。
这种自相矛盾的论调，恰恰反映了此刻整个香港舆论场的集体混乱。
而在香港电影界内部，恐慌则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
这已经不是渣渣辉和周闰发两个人的事了，这是一场足以燎原的烈火，烧向了每一个曾经、或正在靠着大陆市场吃饭的香港电影人。
那些曾经在“占中”期间发声支持的、在社交媒体上点赞过敏感言论的、甚至只是在私下饭局里对内地同行出言不逊的艺人，此刻都成了惊弓之鸟。
很多人疯狂地翻阅着自己过往的社交媒体记录，祈祷自己不要成为下一个被“清算”的对象。
“‘公开悔过’？这让我们以后怎么在香港做人？”
某位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发表争议言论的黄姓演员，在私下聚会中拍着桌子，脸色铁青地开口发泄不满。
他的话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心声，在他们看来，向内地低头认错，让他们感到了十足的屈辱。
但他们不明白，或者说，他们假装不明白，时代已经变了。那种“赚着你的钱，还瞧不起你”的好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恐慌之后，是疯狂的串联和自救。那些曾经高高在上的香港电影人们，不得不放下身段，开始动用一切能动用的人脉，试图在北上的道路上，为自己、也为整个行业争取一个喘息的空间。
香港电影金像奖董事局的主席陈嘉尚、副主席文隽、任达华，这些香港电影界的大佬级人物，纷纷亲自飞到首都来求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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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5日，腊月二十七。
朝阳门北大街10号。
办公楼下，程思远、陈百祥、成龙和李司长、韩三平等人热情地握手道别，气氛非常和睦。
但当几人坐上商务车以后，气氛却陡然变得冰冷起来。
他们已经来了首都三天了。
虽然他们来到后，受到大陆电影界同行和主管部门领导们的热情接见，甚至接连几天都有团体和机构主动联系他们设宴接待。
但无论宴席之上，再怎么样的觥筹交错和气氛融洽，大陆同行却始终保持着一种淡然的冷漠。
程思远在酒席上，言辞恳切地回顾了香港电影几十年的不易，以及CEPA签署后两地电影人携手并进的辉煌。
成龙、任达华等人也不断敬酒，诉说着许多香港艺人“身在弹丸之地，言辞偶有不慎”的苦衷，希望内地能本着“同胞之情”，给予迷途者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陈百祥也不断地劝说，希望能够给香港的电影人一个机会，即便是让他们交投名状，也没必要弄得这么难看，折中一下，让他们在作品中体现出爱国的态度也不失为一种办法。
对于这些香港行业的元老们来说，他们其实并不在意《澳门风云2》这部电影和渣渣辉的死活，甚至说哪怕周闰发被封杀，对于香港电影来说，也不是什么伤筋动骨的大事情。
真正的根源在于，涉事的香港导演和演员数量实在太多了，如果这些人都要按照公开信要求，公开道歉和悔过才能来大陆拍戏当导演，那就等于说是香港影视行业从此不仅在大陆没有了高人一等的待遇，反而从此要仰人鼻息才行。
这不仅仅是地位上的差别，还牵扯到整个香港影视行业的利益受损。
从演员的番位之争，到制片公司之间的利益分配等等，这些全方位的领域，港圈都要丧失大量利益。
他们希望得到的，是一个“网开一面”的处理办法。希望“公开道歉”这个极具侮辱性的环节可以被取消，希望能有一个“既往不咎”的承诺，或者至少，能让《澳门风云2》这部已经成了焦点的电影，即便无法在原定的春节档上映，也能在不需要道歉的情况下，顺利在五一上映。
这样，至少能让香港影视行业的利益不至于损失太多。
然而，无论他们的姿态多低，言辞多恳切，在涉及那“十九条联合声明”的核心问题上，他们没有得到任何他们想要的答复。
每一位负责接待的官员，态度都温和有礼，甚至对他们的过往贡献大加赞赏。但一谈到处理办法，回答就变得标准而冰冷。
“我们相信绝大多数香港同胞都是爱国爱港的。”
“国家的政策是一贯的，明确的。”
“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至于个别人的不当言行，我们希望他们能深刻反思，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的爱国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