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两个时辰里，郑芝龙忘记了自己在跟谁说话。
他忘记了对面那个人是天子，是可以一句话决定他郑家生死的天子。
他只是在跟一个真正懂他说什么、真正对他说的每一件事都感兴趣的人说话。
皇帝问他从巴达维亚到马六甲的航程几日，他说了；皇帝问他荷兰人的战船最大的吃水深度是多少，他说了；皇帝问他倭国的锁国令对大明丝绸出口的影响，他说了；皇帝问他如果在台湾筑一座海防要塞、以十年为期能否完成，他说了。
说到后来，他发现皇帝手边放着一叠纸，上面记了密密麻麻的字，是皇帝边听边记的。
郑芝龙盯着那叠纸看了一眼。
他的目力极好，能在万顷波涛中分辨出远处的帆是什么船的旗，能在夜里没有月光的海上看清十丈外的礁石。
他看清了皇帝记的东西...不是简单的要点，是分析，是推演，甚至有几行字像是在做某种计算，他看不太明白，但那些字迹在纸上展开的阵势，让他猛地心跳了一下。
皇帝在记什么。
皇帝在做什么样的规划。
规划到了哪一步。
他不知道。
但他知道那些纸上写的东西，跟他今天说的每一个字都有关联。
他说了，皇帝都记下了，他说了什么，皇帝日后大约会用到什么地方去。
那一刻郑芝龙第一次意识到一件他此前从未认真想过的事...
他不只是皇帝用来守东南海防的一把刀。
皇帝把他当成了一个来源，一个重要的信息来源，一个关于这片海洋的活的档案库。
皇帝在从他这里学东西，皇帝在把他的经验和知识，一点一点地纳入某个更宏大的棋局之中。
这个认识让郑芝龙在那个下午的光线里久久地保持着莫名的晕眩...既是感动，也是恐惧，二者交织在一处，分不清楚。
他是第一批跟班官员里的武将之首。
第一批。
这意味着皇帝在这件事上对他的重视程度，在全大明所有的外放官员之中，名列前茅！
郑芝龙是粗人，但他不是蠢人。
他在海上混了二十年，最擅长的事情之一就是辨别真假、判断价值。
他知道这个名次意味着什么...皇帝把他排在第一，不是随机的，不是好玩的，是皇帝自己掂量了很久做出的决定。
皇帝觉得他郑芝龙在外放官员里面，值得最先拉进来看看、谈谈、了解一下。
被皇帝如此对待的一个前海寇。
凭什么？
郑芝龙想了很多次，每次想到最后，都想不出一个比信任更准确的词。
……
船行第四日，进了山东海域。
浪小了一些，风变得平稳了。
天空里的云压得低，像一床灰色的厚被褥，把天和海之间的空气压得沉甸甸的。
郑芝龙从舱里出来，重新站上了船头。
他的心情比出发时更乱。
因为在这四天的颠簸里，他把皇帝这七年来给过他的每一份恩，一件一件地翻出来想了个遍。
想了一遍又一遍，每想一遍，胸口的那块磨盘便多压了一分。
名分，给了；实惠，给了；信任，给了。
儿子的名字，给了。
跟班的机会，给了...而且是第一个。
这些东西叠加在一起，放在任何一个人面前，那个人都得说...皇帝对你不薄。
皇帝对你，真的不薄！
然后他想到郑芝凤。
想到那个捆在书房柱子上、皮开肉绽、用哭腔吐出来那串数字和名单的人。
二百万两。
五十万两。
一百多个被打点过的福建官员。
十几个参与贪腐的郑家族人。
还有郑茂和郑喜。
拐卖人口的郑茂和郑喜。
顶着郑家的名号，把同乡的穷苦百姓骗上船，运到南洋卖给红毛夷当苦力。
还有那封信。
调船封锁泉厦二港，以武力迫朝廷让步。
郑芝龙站在船头，海风把他的衣袍撑得满满当当的，他的手握着船舷的木栏杆，握得很紧。
皇帝给了这些，给了这么多，给到连他郑芝龙这个海寇出身的粗人都觉得无以为报...然后芝凤做了什么？
芝凤在泉州偷了皇帝的银子，七年，偷了两百余万两。
芝凤让郑家的族人在厦门开赌坊青楼、洗钱，用的是郑家的名头，背后是皇帝授给郑家的那块“水师提督“的金字招牌。
芝凤的族人拐卖人口，把福建的穷苦百姓卖到南洋，用的是“郑家的船“，而郑家的船因为朝廷给的政策优惠，可以在东南亚各港口自由出入，无人盘查。
然后，芝凤写了那封信，告诉郑芝龙...兄长，如果朝廷追查过来了，我们可以调船造反。
郑芝龙在船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这口气吸得很慢，很长，像是要把整片海上的空气都吸进肺里，然后又慢慢地、慢慢地吐了出来。
他平生恼过无数次。
在海上杀过人的恼、在生意场上被人坑过的恼、在朝廷里被人瞧不起、被人暗算的恼。
这些恼归根结底，都是利益上的冲突...你拦了我的路，我恼你；你抢了我的货，我恼你；你挡了我的前程，我恼你。
可此刻他对芝凤的恼，不是利益的恼。
是比利益之争更灼热的东西...
是耻。
是他这辈子经历过的最深的羞耻。
皇帝待他如此，待郑家如此。
不是苛责，不是压榨，是实实在在的信任和恩典。
而他郑家用这份信任和恩典做了什么？
他们在皇帝看不见的地方，把皇帝给的每一份善意，都用来替自己中饱私囊、鱼肉同乡、败坏国法，最后还有人在心里盘算着怎么调船造反！
你们把郑家的脸面扔到哪里去了！
你们把皇帝的这份信任，糟践成了什么东西！
郑芝龙的眼眶热了。
他不是一个容易热眼眶的人。
他记得上一次眼眶热是听说皇帝赐了儿子“成功“二字的那一天。
上上一次是他母亲受了朝廷诰命封赠、管事来信说老太太坐八抬大轿出门的那一天。
那两次眼眶热是因为感激，这一次眼眶热是因为愧。
愧到了极处，比悲更难受，比痛更难熬。
……
又走了三日，船过了渤海湾，天津卫的海岸线出现在了北方的地平线上。
跟南方郁郁葱葱的海岸完全不同...这里的岸边没有什么树，全是一片枯草和芦苇，被秋风吹倒了大半，在岸线上形成了一道凌乱的灰黄色边界。
河口的方向隐约可以看见天津卫城的轮廓...城墙是夯土的，颜色跟岸边的黄泥差不多，在秋日的浑黄天色下几乎融为了一体，只有城楼上的旗杆还算显眼，顶着一面被风吹得半死不活的旗帜。
郑芝龙站在船头，望着那片海岸。
每一次他进京述职，都是从这里登岸。
五年前的自己是什么心情？
他记得。
他记得那时候他的心情是稳的...那种走遍了南洋、打败了荷兰人、觉得天下没有什么事情能让自己乱了方寸的稳。
他下船的时候步伐是从容的，脸上是平静的，眼神里有海上枭雄特有的从容和自信...他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有多大的分量。
而此刻...
此刻他望着那片黄褐色的海岸，那处低矮的城楼，心里有种说不清楚的颤栗。
不是害怕死，他不怕死。
是更复杂的东西，是那种一个做错了事的人，在不得不去面对他所有都做错了的事，以及那个他没有脸面对的人的时候，才会有的颤栗。
他此行是去认罪的。
可他不知道该用什么脸去见那个人。
皇帝。
朱由检，那个在武英殿上当着他的面一页一页地翻他描述的海图、认认真真地记下他说的每一个字的年轻天子。
那个把他列入第一批跟班官员名单的人，那个亲笔给他的儿子赐了“成功“二字的人，那个二十四岁，却已经灭掉了建奴、安南、倭国、真腊的男人！
郑芝龙站在船头，望着天津卫的海岸，忽然觉得自己不知道怎么走下这艘船了。
不是腿软，不是胆怯。
很奇异的感觉...像是多年前在南洋的某次大风暴之后，他的船撑过来了，幸存下来了，当他第一次从船舱里走出来站在甲板上看见风暴之后的平静海面的那个感觉。
幸存的庆幸与劫后的茫然混在一处，不知道脚往哪里迈才对。
他在船头站了很久，身后的亲兵没有人敢来催他。
他们都看到了...提督从广州启程到现在，一路上话越来越少，神情越来越沉，到了最后这两天，几乎一天到晚不说一句话，只是站在船头盯着前方的海面。
谁也不知道提督在想什么。
其实提督自己，也说不清楚他在想什么。
郑芝龙想了太多。
他想到了老母亲坐在安平郑府里，穿着诰命一品夫人的朝服，端庄地接受地方官来贺的样子；想到了儿子在国子监读书，接到赐名旨意时哭着说“父亲知道了吗“。
他想到了跟班期间的那个下午，武英殿东厢，皇帝俯身在海图上，一行一行地记着他说的话；想到了那道“便宜行事、不设监军“的旨意送到他手里的那一刻。
他想到了芝凤后背上的那些血槽，想到了芝凤哭着吐出“二百万两“那个数字的嘴脸，想到了郑茂和郑喜那两个王八蛋把福建的穷苦百姓骗上船卖到南洋...
最后所有的这些东西撞在一起，在他胸口砸出了一个窟窿。
他把手按在胸口。
默默地在心里问了一句话...问的是谁，他自己也不清楚，也许是问老天，也许是问那个他此刻不知道在紫禁城哪处殿阁里，翻看着什么档案或者奏折的年轻天子...
皇帝，拿什么还你？
这七年的恩拿什么还？
用银子还？二百万两、五百万两、一千万两，有命赚出来吗？
用人头还？把芝凤的脑袋割下来，把那十几个贪墨的族人的脑袋割下来，双手捧着送进京城，够吗？
用命还？把自己这颗脑袋放在皇帝面前，跪下来，让皇帝想砍便砍...够吗？
不够。
什么都不够。
因为皇帝给他的从来不是那种可以用银子或人头来衡量来偿还的东西。
皇帝给他的是一份信任，是一个把海寇出身的降将当成真正的大明臣子来看待来倚重来托付的信任。
这份信任，被他辜负了。
不是他亲手辜负的，是他家里的人替他辜负的。
可辜负了就是辜负了，不管是谁的手。
郑家是他的家，郑家做的事，他跑不掉。
负恩之人，虽未亲为，然姓名血脉，俱系于此。
推不开，脱不得，唯有跪于人前，一字一字，道那不堪言说之罪。
船靠了岸。
跳板搭上，亲兵们陆续踏上了天津卫的土地。
郑芝龙最后一个走下来。
他的靴子踩在码头的石板上，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声。
北方的风立刻扑了过来，跟海上的风不一样，是干的，带着沙尘，眯眼睛，割嗓子。
郑芝龙迎着风站了一会儿，把眼眶里的热意逼了回去。
他抬起头，往南望。
那个方向，是京师，是紫禁城，是那个他不知道怎么面对，却不得不去面对的人！